张某是主要从事粮食买卖的中介人。2012年3月，张某介绍王某购买李某水稻15000斤，收取佣金50元。因王某所带的现金不够，下欠李某4000元，因张某和李某认识，觉得此款没有大问题。后王某长时间不来还款，李某便找到张某，张某便带李某找王某，但因张、王仅一面之交，对王某的具体地址也不是很清楚，寻找无果。后李某将张某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张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居间人是否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以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本案中，张某存在一定过错，对李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分配给居间人的义务实际上是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及合理审查义务。该义务主要包括：不可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不可故以提供虚假情况。

　　结合本案来看，张某从事中介服务，在未对王某的身份及地址等信息进行审查的情况下贸然介绍李某把水稻卖给王某，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其在从事居间服务过程中应当预见本起买卖合同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其由于疏忽大意并未预见也未向原告告知这一情况，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属于违反了如实报告与订立合同有关的事项。

　　综上所述，被告张某在本案中既未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也未尽到其作为居间人的合理审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是合理的。

　　那么居间人的义务主要那些呢？笔者认为应主要包括有以下几方面。

　　1.报告订约机会或媒介订约的义务　　

　　在报告居间中，居间人对于订约事项，应就其所知，据实地报告给委托人。在媒介居间中，居间人应将有关订约的事项据实报告给各方当事人。向委托方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约媒介是居间人在居间合同中承担的主要义务。

　　2.忠实和尽力义务　　

　　忠实于当事人的利益是指居间人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应当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的忠实义务具体包括：首先，居间人应将其所知道的有关订立合同的情况或商业信息如实告知委托人;其次，居间人不得对订立合同实施不利影响，影响合同的订立或损害到委托人的利益;再次，居间人对于所提供的信息，成交机会以及后来的订约情况负有向他人保密的义务。居间人在负有忠实义务的同时，还负有尽力义务。居间人应尽力促使将来可能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排除双方所持的不同意见，并依照约定准备合同，对于相对人与委托人之间所存障碍，加以说合和克服。

　　3.隐名和保密义务　　

　　在媒介居间中，如果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指定居间人不得将其姓名或商号、名称告知对方，居间人就负有不将其姓名或商号、名称告知对方的义务，这就是隐名义务，这种居间又称为隐名居间或隐名媒介。是否允许公开自己的名称和姓名是居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因此，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其交易相对人，都可以指定居间人不得将其姓名或名称告知其相对人。那么，居间人在交易双方订立合同之中或之后都应履行隐名义务。居间人对在为委托人完成居间活动中获悉的委托人的商业秘密以及委托人提供的信息、成交机会、后来合同的订立情况等，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保守秘密。居间人如违反隐名和保密义务致使隐名当事人或委托人受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介入义务　　

　　居间人的介入义务是指在隐名居间中，在一定情形下由居间人代替隐名当事人以履行辅助人的身份履行责任，并由居间人受领对方当事人所为的给付的义务。居间人承担介入义务与居间人的隐名义务是一致的，是为了保证隐名当事人保持交易秘密目的的最终实现。居间人仅在一定情形下负有介入义务，并不享有介入的权利。换言之，只有在保护隐名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居间人的介入义务，而不存在居间人基于特定情形主张介入的权利问题。

　　5.其他义务　　

　　居间人在居间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循商事惯例和交易习惯，不得从事违法的居间活动;居间人原则上不得同时为委托人和相对人的居间人。
试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

王兆华 杨立忠 周宁

　
[摘　要]值此《公司法》修改之际，本文探讨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或予以明确：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公司董事及经理对公司实质性减资的责任；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时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注册资本验证机构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 缺陷 立法完善

引论
《公司法》已经10岁了！现在正面临着修改，在诸多问题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问题，“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依一定的原则对公司资本所做出的相关规定的总和。”[1]公司资本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因为公司资本不但是公司法人资格存在的物质条件，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界限和股东行使股权的根据，而且公司资本也是构成公司对外信誉的重要基础,是公司举债及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证。在当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在于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缺陷，始终为学者们所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它对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个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对目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资本制度的重构能够有所裨益。

一、《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

(1)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为法国所首创，后来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法定资本制也称确定资本制，是指在设立公司时，发起人必须按照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数额，足额缴齐或募足后，才能使公司成立的一种资本制度”。[2] 法定资本制的核心是资本确定原则，其实质是公司依章程资本全部发行并足额实缴而成立。我国《公司法》第23、78条规定，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额)。第25、26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上述各条规定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为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不仅要求设立公司时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数额”， [3]而且要求该资本数额全部发行完毕并一次全部缴足股款，既不允许授权董事会发行部分股份，也不准许认股人分期缴纳股款。

(2)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在大陆法系国家，用立法规定设立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最低资本额，其目的是用立法保障公司设立目的的实现，从而维护整个社会交易的安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标准公司法》早在1969年就取消了有关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同时也取消了一些相类似的规定”。[4]我国《公司法》师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第23条和第78条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作了规定，但是这个“最低资本额”的门槛实在高，这已为学者们所共识，也许它适合于10年前的中国，但是现在如此高的最低资本额已经制约了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已是客观事实。“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搞了那么多种类，应予以简化”。[5]根据现行《公司法》，人们普遍感觉公司难办，因为办一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10万元。“我国是一个西部很多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全世界最高的法定资本，最高的投资成本”，[6]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创办，不利于实现启动比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许美国的公司法的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至少也能给我一点启示。

(3)增资条件太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目前我国《公司法》依然固守传统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的内容，没有体现当今世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潮流，这些就集中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对增减资本的态度上：增资条件过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增资本质上增强了公司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债权人都是极为有利的，故各国立法对此规定的条件相当宽松，限制较少。我国《公司法》不允授权发行资本，增加资本途径主要体现在第137条发行新股的规定里。依照该条规定，公司至少在成立3年后才能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增加资本。时间限制如此之长且毫无变通的余地，不但会严重制约公司对资本增加的需求，还制约了公司竞争能力的提高。除时间条件外，第二款规定了公司业绩条件，这样要求主要是出于保护股东利益的需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律要求公司最近3年的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后，才可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增资，就未免过于苛刻。此外，若虽然连续3年盈利，却不能连续3年向股东支付股利是否可发行新股，规定的却不明确，也有待明确。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70条的规定，只要不出现连续两年的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就可以增资发新股。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增资的要求确实太高。除此以外还须满足利润预测的条件，即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将款利率。这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就是指增资发新股以后的银行利率。而银行存款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会任何变化并非一般公司所能预测得到的，硬要公司作这样的预测，实属强人所难，也是超乎常理的。另外，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若财务会计有虚假记载，也不得增资发新股，其合理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成立后依法定程序减少资本额的行为。出于它会在事实上减弱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并有可能危及交易的安全，故必须依法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减资的实质性条件，我国《公司法》没作具体规定，相对于增资的条件，《公司法》对减资条件的规定要宽松得多，减资与否以及如何减资，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全凭公司的自己的意志。我国《公司法》对此几乎无任何规定。“应该说，我国《公司法》对由公司减资而带来的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7]这虽然给了公司极其自由的减资决定权以适应其实际需要，但极有可能因立法的过度宽容而导致这种权力在实践中被少数公司滥用，从而造成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受损。
此外，增资的程序也过于繁琐，“倘每次增减资本都需修改章程、召集股东会、注册登记，不仅增加了集资成本，董事、经理亦难以利用商业机会而及时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策。” [8]为此，我国应简化增资程序，降低增资条件，拓宽增资渠道，并对减资的法定条件予以明确，以完善这些立法的缺陷。

(4)其他缺陷
（1）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发现非现金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个问题是，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情形？因为尽管从现行规定推理，公司成立之时，现金出资应当已经交纳完毕，并不存在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问题，但是实践里，这种情况却是屡禁不止的，主要有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或出资后抽逃出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非现金出资的，对于在公司成立后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等如果因为市场的变化发生了贬值，而导致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由谁承担责任？如果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是否合理？“就此而言，公司法此条规定不妥当”。 [9]
（2）在公司成立后的增资时，股东虚假出资或者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数额时，董事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规定。
（3）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此抽逃出资的，债权人能否直接向该股东请求清偿？请求清偿的范围有多大？《公司法》没有规定。
（4）《公司法》对资本验证机构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验资机构的制约机制规定不够全面；出资的形态仅列举了货币、实物、非专利知识产权、土地等5种，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研究，也有待《公司法》修改时予以完善。
此外，公司注册资本种类繁多，也有待简化，譬如仅有限责任公司就有四种，此外还有一种特种行业另行规定。

二、《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

（1）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
我国股份公司采用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此制度已被大陆法系各国所逐步淘汰，“60年代之后，大陆法系国家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 [10]。法定资本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在设立时股东认缴的出资全部到位，不利于公司的及时设立，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11]其次资本变更程序极其繁琐。
法定资本制约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而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事实。“根据资本确定原则，首期发行五千万元股份的公司．可以因为五千万元股份无人认购而无法成立，如此巨大的比价．仅仅是为了保护当时还不存在的债权人，其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12] “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 [13]《公司法》将上市条件订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一批业绩较好的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为了能够凑够法定资本满足上市条件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而盈利和资本质量却下去了，实属得不偿失。
既然法定资本制弊端重重，那么我国可否采用授权资本制呢？“授权资本制，又称资本授权原则，是指公司只要在章程中记载注册资本额和设立时发行的股本或股份额，股东不必认足或缴足全部注册资本，公司即可成立的原则。未发行或未缴足部分的股本，允许公司或股东于公司成立以后发行或缴足。” [14]授权资本制对公司资本的发行和募集采取了十分灵活的作法，设立公司．使公司的设立变得方便快捷，成本降低；未发行的资本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状况的需要，随时发行，使公司资本的增加避免了修改章程的烦琐程序，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公司高效率运作的要求。但是，授权资本制容易诱发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不确定的实收资本削弱了对债权人的信用基础，显然也存在者重大弊端。
鉴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因此最佳的选择我国就是采用折中的做法即采用折衷资本制，“折衷资本制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同时，对公司股份首次发行的数量及公司股本总额发行的年限做出规定，又使公司资本相应地确定与稳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权益”[15]。这样就可以扬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长而避二者之短，这也是顺应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折衷资本制又称认可资本制，是介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间的一种新的公司资本制度，是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16]在我国的外商投资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注册资本制度就是这种折衷资本制度的运用。这种模式是由德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首创，“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台湾地区，现在都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尤其对服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既放松了对公司设立的资本要求，又可保证公司于成立时实际拥有必要的资本。其做法，值得我国借鉴”。[17]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资本制度模式，各国公司立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设计公司资本制度的具体规范时，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和方式，从而使其适合本国的国情。
（2）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
其一，有限公司股东和董事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在实行法定资本或授权资本制的国家，依法定条件和程序，一次缴清不低于注册资本法定最低限额的资本，是公司成立的要件，也是股东对公司的义务。
首先，鉴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是也为了加强股东的相互监督，凡不履行义务，对造成公司资本不足负有责任者，应对公司资本的补缴承担连带责任，而不问此种出资是在公司设立时，还是公司成立后的公司增资过程中；其次，由于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成立之后的增资过程中，旧股东的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造成的股东出资显著低于章程所定数额的，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应将《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以非货币出资造成公司资本不足时的连带补缴责任应扩展适用于股东以货币出资的情形，同时此种连带责任应适用于公司增资时的资本缴纳，此时连带责任的主体应当包括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
其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补缴的连带责任
由于发起人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了发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也包括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义务。这种规定的有利之处在于，通过加重发起人的义务和责任，使其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义务，防止引起公司资本不足。另外即使出现公司资本不足的情况，公司也能通过法定程序，及时填补资本亏空。与国外公司法规定相比，我国《公司法》没有专门就发起人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连带补缴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疏漏。因此，建议《公司法》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

（3）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限制问题
在我国《公司法》实施之后，股东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的情况虽然得到抑制，但股东采用各种手段抽逃出资的现象却有所增加。在现实中，有相当部分的抽逃出资是通过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实现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立法的角度看，《公司法》本身欠缺一套完善的预防和处罚措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应当参照发达国家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作了限制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