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转发科学技术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的通知

教技厅［200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为严肃财经纪律，确保合理有效地使用好科技经费，现将科学技术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国科发财字［2005］462号）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国家现行各项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的，依照现行规定执行；没有文件规定的，依照科学技术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05］1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的管理，尤其是要严格规范对项目管理费、人员经费和结余经费的管理，切实提高国家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益。

　　三、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按照科学技术部要求立即开展课题经费自查工作，并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并于2006年1月10日前将自查和整改情况报我部科学技术司和财务司。

　　联系人：教育部科技司计划处　刘　磊

　　　　　　教育部财务司预算与审计处　何光彩

　　联系电话：66097841、66097531

　　传真：66096298、66097532

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1. 关于严肃财经纪律 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doc



关于严肃财经纪律 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
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
国科发财字[2005]462号
各有关部门、单位：
“十五”以来，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逐步完善评审评估机制，强化过程监督，科技经费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通过近两年的科研专项经费审计和监督检查发现，在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为严肃财经纪律，确保合理有效地使用好科技经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四部委《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国办发[2002]2号）以及各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和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现就规范课题经费使用和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禁从课题经费提成用于人员奖励支出。一些单位为鼓励科研人员争取课题经费，自行制定内部政策，从获得的课题经费中提成用作科研人员奖励支出。按规定，人员费应按照研究人员的工作量和国家相关标准在课题预算人员费科目中据实列支。人员费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课题经费用于人员奖励等超出预算范围的支出。
二、严禁从课题经费中直接提取管理费计入课题成本。课题管理费是指难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费用，包括课题依托单位为课题提供服务的管理人员费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支出、房屋占用费和现有仪器设备使用费或折旧费等。按规定，课题管理费应按照财务制度允许的分摊方法，分摊计入课题成本，在批复的预算范围内列支。严禁课题依托单位直接从课题经费中按比例提取管理费的变相截留课题经费的行为。
三、严禁挤占挪用课题经费，超预算范围开支的行为。课题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用于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支出，不得将课题经费用于旅游、福利劳保、娱乐等活动和与课题研究活动无关的宴请，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方式变相谋取私利，不得用课题经费经商办企业。与课题研究活动相关的必要支出，也要在保证工作的前提下，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开支标准。
四、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课题经费预算。按规定，课题经费预算一经批复，必须严格执行，一般不做调整。由于课题研究目标、重大技术路线或主要研究内容调整，以及不可抗力造成意外损失等原因，对课题经费总预算造成较大影响的，可以进行调整，但必须按原程序上报批准后执行。对于课题经费预算科目之间的调整，调整幅度超过10%的，必须按原程序上报批准后执行；调整幅度不足10%的，需在课题结题报告中详细说明调整的理由、金额等情况，并在课题验收时予以确认。
五、严禁编制虚假预算套取课题经费。部分课题在申报预算时，存在编报虚假预算现象，虚列人员费、考察调研费、会议费、设备购置费、对外协作费等，课题完成后形成课题资金大量结余，长期挂账用于课题以外的支出，造成科技资金的极大浪费。从2006年开始，对课题结余资金问题，我部将在结题验收和专项审计中加大清查力度，对专项经费5%以内且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课题结余经费，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留给依托单位用于补助科研发展支出；对课题经费结余超过5%或结余在20万元以上的课题，必须将全部结余资金按原渠道上缴。
六、严禁课题结题后不及时进行财务结算，长期挂账报销费用。部分课题存在不及时结题或结题后不及时办理财务结算手续的情况，长期挂账报销费用，由课题组甚至课题负责人随意支取，影响了科技预算的严肃性。课题必须按规定及时结题，特殊原因确需延期的必须按程序提前办理课题延期手续。课题验收结题后应在一个月内办理财务结算手续，认真清理账目，正确计算课题实际成本，按规定妥善处理结余经费，课题组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占用课题结余经费。
七、严禁提供虚假配套承诺或不及时足额提供配套资金。在课题申请时，部分单位为争取课题经费，提供虚假配套承诺或将课题占用的房屋、仪器设备原值等列入配套，加大配套资金额度套取科技资金。在课题执行中，存在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到位率低甚至不提供配套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课题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承诺提供配套资金的各有关单位应严格履行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提供配套资金，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并将配套资金和专项经费纳入课题预算统一管理和核算。
八、严禁课题经费脱离依托单位财务部门监管。目前，在课题管理中普遍存在重项目执行、轻经费监管，重预算、轻决算的情况，科研人员自行编制财务决算报表，依托单位财务部门监督缺位，导致账表不符、财务数据不真实的问题经常发生。按规定，课题负责人行使经费使用自主权应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和依托单位的日常监督下进行。课题执行各方应高度重视课题经费的财务管理工作，课题经费必须纳入单位财务统一核算，接受依托单位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保证课题经费的合理使用和财务核算的准确规范。
九、各主管部门、课题依托单位、课题负责人应高度重视课题经费的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分级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提高课题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水平。
1、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要认真学习有关规章制度，增强预算管理和财务监督意识，严格执行批复的课题预算，坚持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合理使用课题经费，自觉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检查。
对有违反上述第三、四、五、六、七、八条之一行为的，科技部将视具体情况对相关当事人实行限期整改、给予警告、暂停课题拨款、通报批评、终止课题执行、追回已拨经费直至一定时限内取消其课题申报资格并记录相关当事人的信用；构成违纪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将违规违纪行为及处理结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告。
2、课题依托单位要认真履行对课题执行的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课题经费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规章制度，及时修订与之不符的内部管理规定。课题依托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课题经费管理工作，杜绝本单位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中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对有违反上述第一、二、六、七条之一行为或对第三、四、五、八条之一相关职责履行不力造成违规违纪行为发生的，科技部和主管部门将视具体情况对课题依托单位实行限期整改、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一定时限内取消该单位课题申报资格并记录相关单位和当事人的信用；构成违纪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并将违规违纪行为及处理结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告。
3、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所属单位的财务监管力度，将课题经费作为本部门经费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审计、专项检查、绩效考评等手段及时了解课题经费使用情况；要对所属单位的课题经费管理加强指导，提高所属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要加强与科技部的沟通，杜绝本部门所属单位在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中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科技部将根据各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记录其相关信用。
4、科技部将不断完善科技经费监管体系建设，建章立制，指导和规范科技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将进一步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分工负责；将会同财政、审计等部门开展对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抽查，加大对课题经费的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违反课题经费管理制度的行为。
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要认真组织所属单位开展课题经费自查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在今年年底之前纠正完毕，并于2006年1月15日前将自查和处理结果汇总报科技部。

科学技术部
2005年11月16日


　　【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