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甲和乙是朋友。一天，两人在游戏厅里玩，乙向甲借50元钱，甲说：我身上没有钱了，你拿我的信用社活期存折帮我去取1000元，并告诉了乙存折的密码。乙取完1000元，发现折子里有两万多元，遂产生了占有的目的，乙带上卡到了十公里以外的另一信用社营业点以甲的名义从存折上取了两万元后逃到另一城市。
分歧意见：本案在审查过程中，一致认为乙取走1000元的行为构成侵占罪，但对乙取走两万元的行为构成何罪，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乙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乙在受甲委托取了1000元后，发现存折里还有两万多元，其利用知道存折密码的便利条件，在甲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十公里外的另一营业点取走两万元，乙的行为应定为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乙的行为构成侵占罪。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发现的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具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侵占的要害是“合法占有，非法所有”。本案中，；甲将存折交乙，并告之其密码，可见乙是合法的占有该财产，但其对该财产并不具有所有权，甲只是委托其取1000元钱，而乙却利用了这一时机，非法占有了甲的钱财，并有不归还的意思，因此乙的行为应定为侵占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乙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自愿”把财物交出。本案中乙在取完1000元钱时看到存折里还有两万元，于是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遂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营业点，以甲的名义取款，信用社以为乙是存折的主人甲而“自愿”交付，乙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分析意见：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认定乙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诈骗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财物，侵占罪的对象则是自己占有或者脱离占有的他人财物。占有是事实上的支配，刑法上的“占有”包括有形占有和无形占有，对存折或信用卡的占有，并不意味着当然占有存折和信用卡内的钱款。本案中，乙基于甲的委托而合法占有存折，但并不占有存折内的钱款，乙从存折上支取2万元的占有，并非甲的授权，其对这2万元占有的状态是非法的。因此乙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分，在于是否有“交付”意思表示，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物的行为，被害人不存在财产处分行为；而诈骗罪是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取得财物的行为，被害人存在财产处分行为。乙在另一信用社支取2万元钱之前，这2万元是信用社在占有，银行对其占有的储户的存款，是有处分权限的。乙持存折去信用社窗口支取出这笔2万元，对信用社来说是处分了由信用社占有的2万元钱款，改变了这笔2万元的占有状态。信用社之所以处分了改变2万元钱，是基于乙以甲的名义持存折提款的行为，而误认为乙是存折的用户，故乙支取2万元现金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李宁
质疑“严打”
潘哲锋
“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在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是一个使用极频繁的字眼。如某某地方针对某事开展“严打”运动或者是经过某次“严打”运动取得了如何的成绩等等在全国各家报刊上频频见到。对于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笔者总感到疑疑惑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下面就谈谈笔者的几点质疑。
一、“严打”是否符合我国的法制精神，是否与我国的《刑法》原则相悖。
我国如今提倡的是“依法治国”，凡事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执法机关同样不能例外。自1984年我国首次提出“严打”这概个概念开始，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时尚名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而“严打”的宗旨是严厉打击，召开各种各样的公捕公判大会，对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及其具体犯罪事实规定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但是这些在从重从快处理的“严打”方针下基本上遭到抹杀。“严打”体现更多的是人治思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格格不入。
二、“严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
“严打“期间，普遍实行的是加重刑罚，与平常的打击犯罪分子的刑罚意识不同，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为了体现从重从快原则，不少案件量刑过重，又将上诉期限缩短到三天。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过后又出现了大批减刑的浪潮。上诉期限的随意缩短，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三、容易形成为“严打”而“严打”的不正之风。
对于那些在“严打”成绩突出的公安机关，政府会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物质利益和虚荣心的双重驱使下，有的公安机关就会为了“严打”而“严打”，为了“政绩”而“严打”。
我们来看2001年中新社关于“严打”的一组数据：河南郑州市经过20多天奋战，共破案25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00余起，逮捕890余人，摧毁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42个；南宁4月份摧毁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188个，摧毁86个毒品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00多件；广东4月到8月共破获刑事案件6万余起，与严打前5个月相比增加22.4%，逮捕犯罪嫌疑人25000余人；浙江4月到6月破获刑事、经济犯罪案件311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876人。从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严打期间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江山一片红，战绩突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平时破案率不高，但在这“严打”期间破案率是直线飙升，有些沉积了好几年的旧案也破获了，其间是否有“猫腻”就不得而知了。任何一种运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打”自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中取得成绩固然令人精神振奋，但深究一下，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几个疑问：1、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喊警力缺乏，人手不够，破案力量不足，破案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为何在“严打”这段短时间内就能破获如此多的治安刑事案件？平时那些公安机关又在做些什么呢？2、如此多的犯罪活动以前是如何在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存在，又是如何在“严打”中被发现的？3、某些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陈年积案又是如何在“严打”期间被破获的？在“严打”以前难道就找不到一点线索吗？为何不积极寻找线索？ 4、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的治安、刑事案件是采用种手段破获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多少是靠刑讯逼供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 5、有没有好大喜功谎报成绩的？
为此，笔者认为，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治思想极为严重。所以“严打”既有悖于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
人事部关于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统一名称的通知
人事部
人事部关于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统一名称的通知
人专发[1989]15号
1989-12-18
根据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组部、中宣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中组发〔1984〕3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三批（1984年度、1986 年度由国家科委负责审批，后因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科技干部局由国家科委成建制地划转到国家人事部，从1988年度起由国家人事部审批）共2219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与此同时不少省、市、自治区和一些部委也在各自的范围内选拨了一大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经常宣传报道他们的贡献、事迹，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激励作用。但是，在宣传报道中，由于对这些专家使用的名称不尽一致，比较混乱。不少宣传报道还简称这些专家为“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市级专家”；有的专家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印制了这样的名称。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不是职衔，不宜在名片上印制。上述简称缺乏科学论证，不够严密，容易引起误解，更不宜使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我们没有事先说清楚。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管理工作，今后，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一律称为“19××年度经×××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在19××年度、经××省（部）批准的，称为“19××年度经××省（部）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在19××年度、经国家人事部批准的，称为“19××年度经国家人事部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各新闻单位予以注意，并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及时将此通知向有关专家通知。
特此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