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哈马国政府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协议》生效执行的公告

2011年第1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哈马国政府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已于 2009年12月1日在拿骚正式签署。中巴双方外交主管部门分别于2010年3月11日和2010年7月30日互致照会，确认已完成《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各自法律程序。根据《协议》第十三条的规定，《协议》自2010年8月28日起生效，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哈马国政府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哈马国政府(缔约双方)，承认缔约双方有权力谈判和缔结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希望建立税收领域合作与情报交换的框架，同意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哈马国政府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如下：
　　第一条协议的范围
　　一、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当就管理和执行本协议所含税种的缔约双方国内法，通过交换与之具有可预见相关性的情报相互提供协助。该情报应包括与这些税收的确定、核定、查证与征收，税收主张的追索与执行，税务调查或起诉，具有可预见相关性的信息。
　　二、情报根据本协议的规定交换，并按第八条规定保密。
　　第二条管辖权
　　为正确执行本协议，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依据本协议提供情报：
　　（一）无论与情报相关的人是否为缔约一方的居民、国民或公民，或者掌握该情报的人是否为缔约一方的居民、国民或公民；且
　　（二）只要所需情报存在于被请求方领土内，或者为被请求方管辖的人掌握或控制。
　　第三条税种范围
　　一、本协议适用于下列税种：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关税外的任何税种。
　　（二） 在巴哈马国：
　　所有税种。
　　二、本协议也适用于协议签订之日后任何一方征收的增加或者代替第一款所列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
　　三、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将本协议所含税收及相关情报收集程序的任何相关变化通知对方。
　　四、缔约双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以双方认可的方式扩大或修改税种范围。
　　第四条定义
　　一、 本协议中：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以勘探和开发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资源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
　　（二）“巴哈马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巴哈马国领土，包括陆地、领水，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巴哈马法律, 以勘探、开发和养护自然资源为目的，巴哈马享有管辖权或主权权利的包括专属经济区、海床、底土等领水以外的区域；
　　（三）“集合投资基金或计划”是指任何共同投资工具，不管其法律形式如何；
　　（四）“公司”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五）“主管当局”：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代表；
　　2.在巴哈马国是指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代表；
　　（六）“情报”是指任何形式的事实、说明、文件或记录；
　　（七）“情报收集程序”是指保障缔约方有能力获取并提供所请求情报的司法、监管或行政法律和程序；
　　（八）“国民”：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个人；
　　2. 在巴哈马国是指具有巴哈马国国民、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任何个人；
　　3.按照缔约一方现行法律取得其地位的任何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九）“人”包括自然人、公司或者为税收目的视为法人团体的任何实体，以及其他团体或集团；
　　（十）“开放式投资基金或计划”是指任何共同投资基金或计划，其股份或其他利益的购买、销售或赎回不明示或暗示地限于部分投资者；
　　（十一）“上市公司”是指其主要股票在认可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股票可以由公众自由买卖的公司。股票可以“由公众”自由买卖是指股票的买卖不明示或暗示地限于部分投资者。这里的“主要股票”一语是指代表公司多数选举权和价值的股票。本款规定中的“认可的股票交易所”一语是指：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
　　2.在巴哈马国：
　　巴哈马国际证券交易所；
　　3.为本款规定目的，经主管当局协议认可的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
　　（十二）“被请求方”是指本协议中被请求提供情报或应请求已提供情报的一方；
　　（十三）“请求方”是指本协议中请求情报或已从被请求方得到情报的一方；
　　（十四）“税收”是指本协议所含的任何税收。
　　二、缔约一方在实施本协议的任何时候，对于本协议未定义的术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应当具有当时该缔约方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缔约方适用税法的定义优先于其他法律对该术语的定义。
　　第五条专项情报交换
　　一、被请求方主管当局接到请求后，应当书面提供为第一条所述目的之情报，所调查的行为如果发生在被请求方，不管按照被请求方法律是否构成犯罪，均应交换情报。如果被请求方主管当局收到的信息不足以使其遵从情报交换请求，则应当通知请求方主管当局这一事实并要求必要的补充信息以使该请求能够被有效处理。
　　二、如果被请求方主管当局掌握的信息不足使其遵从情报请求，该主管当局应启动所有相关的情报收集程序向请求方提供所请求的情报，即使被请求方可能并不因其自身税收目的需要该情报。
　　三、假如请求方主管当局特别提出要求，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在其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本条规定以证人证言和经鉴证的原始记录复制件的形式提供情报。
　　四、为本协议之目的，各缔约方应确保其主管当局有权获取并依据请求提供以下情报：
　　（一）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任何人以代理或受托人身份（包括被指定人和受托人）掌握的情报；
　　（二）有关公司、合伙人、信托、基金以及其他人的法律和受益所有权的情报, 包括根据第二条的限定, 在同一所有权链条上一切人的所有权情报；信托公司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监管人的情报；基金公司基金创立人、基金理事会成员、受益人以及基金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报。
　　五、尽管有上述各款规定，本协议的缔约双方没有获取或提供以下情报的义务：
　　（一）提供与上市公司、开放式集合投资基金或计划的所有权有关的情报, 除非此类情报的获得不造成不适当的困难；
　　（二）提供在索取时已超过有关税收期6年时限的情报；
　　（三）提供由与纳税人没有关系的其他人掌握和控制的情报。
　　六、请求方主管当局根据本协议提出情报请求时，应向被请求方主管当局提供以下信息，以证明情报与请求之间的可预见相关性：
　　（一）被检查或被调查人的身份；
　　（二）所请求情报的期间；
　　（三）被请求情报的性质和类型，包括对所需情报和（或）所求具体证据的描述，以及请求方希望收到情报的形式；
　　（四）请求情报的税收目的；
　　（五）认为所请求的情报存在于被请求方领土内或由被请求方管辖的人所掌握或控制的合理理由；
　　（六）尽可能地列出被认为可能掌握或控制所请求情报的人的名字和地址；
　　（七）声明情报请求符合本协议以及请求方国内法和行政惯例，且如果所请求情报存在于请求方管辖权范围内，那么请求方主管当局可以根据请求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获得该情报；
　　（八）声明请求方已穷尽了其领土内除可能导致不适当困难外的获取情报的一切方法。
　　七、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尽快向请求方提供所请求的情报。为保证尽快回复，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
　　（一）以书面形式向请求方主管当局确认收到请求，如果请求存在不足之处，应在收到请求后60日内将请求内容不足部分通知请求方主管当局；
　　（二）如果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在收到情报请求后90日内不能获得并提供情报，包括被请求方遇到障碍或拒绝提供情报时，被请求方应立即通知请求方，并就不能提供情报的原因、障碍或拒绝原因做出说明。
　　第六条境外税务检查或调查
　　一、被请求方可以根据其国内法，在收到请求方通知后适当时间内，允许请求方主管当局的代表进入被请求方领土，在获得当事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会见当事人和检查有关记录。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当协商决定与相关当事人会见的时间和地点。
　　二、应请求方主管当局的请求, 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可以根据其国内法允许请求方主管当局代表出现在被请求方境内税务检查的现场。
　　三、如果同意第二款中所提及的请求, 实施税务检查的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当尽快通知请求方主管当局税务检查的时间、地点，被授权实施税务检查的机构或人员, 以及被请求方对实施税务检查所要求的程序和条件。所有有关实施税务检查的决定应当由实施税务检查的被请求方根据其国内法做出。
　　第七条拒绝请求的可能
　　一、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可以拒绝协助：
　　（一）当请求与本协议不相符时；
　　（二）当请求方未穷尽其领土内除可能导致不适当困难外的获取情报的一切方法时；
　　（三）当情报披露将违背被请求方的公共政策 ( 公共秩序 )时。
　　二、本协议不应给缔约方施加任何提供可能导致泄漏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情报的义务。第五条第四款中所提及的情报, 不应仅因该款的事实构成上述秘密或过程。
　　三、（一）本协议的各项条款不应给缔约一方施加获取或提供可能导致泄漏委托人（或其承认的法律代表）与专业法律顾问间如下保密沟通的情报的义务:
　　1．为寻求或提供法律建议进行的沟通；或
　　2．为用于正在进行的或将进行的法律诉讼程序进行的沟通。
　　（二）进一步用于刑事目的的情报不受法律特权的限制，在提供委托人姓名和地址不构成对法律特权的侵犯的情况下，本条款不妨碍专业法律顾问提供委托人的姓名和地址。
　　四、不应以纳税人对情报请求涉及的征税要求有争议而拒绝该情报请求。
　　五、如果所请求情报在请求方管辖范围内，请求方主管当局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获得该情报，则被请求方不能被要求获取和提供该情报。
　　六、如果请求方请求的信息用于实施或执行其税法或任何相关规定，并因此构成对被请求方国民相对于请求方国民在相同条件下的歧视，则被请求方可以拒绝该情报请求。
　　第八条机密性
　　一、缔约双方主管当局提供和收到的所有情报应作密件处理, 并应仅告知缔约双方管辖区内与第一条所述目的相关的人员或机构(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机构应仅为上述目的，包括任何上诉决定，使用该情报，并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司法程序中披露上述情报。
　　二、未经被请求方主管当局书面明确许可,情报不得用于除第一条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不得向其他人、实体、机构，或其他管辖区披露。
　　第九条保护措施
　　本协议不影响被请求方法律或行政惯例赋予人的权利和保护措施。被请求方不得过度使用该权利和保护措施以妨碍或延缓有效情报交换。
　　第十条管理费用
　　一、被请求方负担其在为回复请求方的情报请求而适用国内税法时产生的日常费用。该日常费用一般包括内部管理费用和少许外部费用。
　　二、所有其他不包括在日常费用内的费用归为非日常费用，由请求方负担。非日常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例子：
　　(一)由第三方协助调查而收取的合理费用；
　　(二)从第三方拷贝文件而收取的合理费用；
　　(三)聘请专家、口译人员和笔译人员产生的合理费用；
　　(四)向请求方传送文件产生的合理费用；
　　(五)被请求方为回复专项情报请求而产生的合理诉讼费用；
　　(六)为获得证言证词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三、当非日常性费用可能超过1000美元时，缔约双方需协商决定请求方是否继续请求并负担费用。
　　第十一条语言
　　情报的请求与回复使用英语。
　　第十二条相互协商程序
　　一、当缔约双方对协议的执行或解释遇到困难或疑问时,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尽力通过相互协商解决问题。
　　二、除第一款所提及的协商之外,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可以就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执行程序相互协商。
　　三、为了本协议的目的,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可以直接沟通。
　　四、缔约双方也可以就其他形式的争端解决书面达成一致。
　　第十三条生效
　　缔约双方应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使本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协议自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第30天生效，并于生效日开始或以后的纳税年度执行。
　　第十四条终止
　　一、本协议将在任一缔约方终止本协议前有效。
　　二、任一缔约方可以通过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协议将自另一缔约方收到终止通知6个月后的次月第一天终止效力。
　　三、协议终止后，缔约方对依据本协议取得的任何情报仍负有第八条所规定的义务。所有在终止生效日前收到的请求仍按照本协议规定处理。
　　下列签字人,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议上签字为证。
　　本协议于2009年12月1日在拿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哈马国政府
　　代表代表
　　胡定贤 布伦特·西莫内特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建国


修正后的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该条规定，立法过程中虽然争议纷纭，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交锋碰撞，但是修正案通过之后，摆在学者面前的最大任务，是由过去的立法论转向司法论、解释论，认真研究民事公益诉讼条款的具体适用问题。

一、关于受理条件

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特别形态，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的条件，除了本条有特别规定的外，应当适用起诉与受理条件的一般规定。新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积极条件、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消极条件，在不与第五十五条规定冲突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具体而言，除了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于公益诉讼外，其他规定可以直接适用。

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殊条件，是必须具备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一条件。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之处，在于前者保护的对象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界定比较困难，理论上一般指“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具体而言，包括扩散性利益和集合性利益两种类型。前者指事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是基于特定的事实原因才产生联系的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超越个人的不可分的利益（如因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破坏而由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后者也是超越个人并且是不可分的，它属于先前在相互之间就有特定法律关系的特殊团体，在成员的身份上也比扩散性的利益要确定（如某消费者团体的众多会员因商家的霸王条款或不当行为而受到损害时，由消费者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

为审查确认发生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在受理公益诉讼案件时，还须要求原告提供初步证据材料表明上述两种公共利益被损害的事实，并且由法院审查确认其存在。公益诉讼的基本判断标准应当是：在一个特定的诉讼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保护的法益是否超过了私人利益的范围，如是，即为公益诉讼；否则为私益诉讼。

二、关于起诉主体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起诉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机关”、“有关组织”、“法律”。

1．“机关”。“机关”概念比较宽泛，类型很多，包括立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等，因此，需要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将“机关”解释为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是因为：（1）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中居于法律监督者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的职能角色；（2）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的权限、担负诉讼成本的能力和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具有优越于享有公益诉权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3）现行法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已经赋予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权，即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时，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公诉的同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公诉；（4）检察院已经积累了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

行政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是因为：（1）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受地域限制，但提起公益诉讼不受此限制；（2）行政机关掌握有关环境评价、环境监测、检验、评估报告、现场检查记录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也比较高；（3）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表明政府对此是支持的态度，法院在处理这类诉讼时，遇到的压力和阻力相对较小，法院审理判决不会与政府发生冲突。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迄今为止，我国40多个环保法庭处理了10多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的有6件，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有3件，行政机关和检察院作为原告起诉的9件案件都以原告胜诉而告终。

此外，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应当限定为地、市以上的行政机关为宜。毕竟涉及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影响范围大、涉及人数多、社会关注度高，协调复杂利益冲突的难度和压力也很大，区、县一级行政机关恐难以胜任。同时，公益诉讼级别管辖以中级法院为宜，与管辖级别挂钩的话，由地、市以上的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比较妥当。

2．“有关组织”。“有关组织”众多，类型有社会团体（约2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20万个）、基金会（约2000个）。上述各种组织，情况复杂，良莠不齐，不一而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可以起诉的有关组织的范围进行必要的过滤和限制，如下的具体措施和实质性标准可以考虑：（1）依法设立或者依法登记或备案；（2）起诉必须符合组织或团体章程目的和业务范围；（3）符合组织或团体活动的区域要求；（4）组织或团体设立时间的限制，要求必须是设立2年以上为宜；（5）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经费保障；（6）社团法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会员；（7）组织或团体须配备有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

3．“法律”。如果严格根据语义解释，那么“法律规定的”中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这种解释方法带来的弊端，是现有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规定极为匮乏，目前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此作了规定。其中，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种解释方法不可取，因为它限制或阻碍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使得人民法院过去多年的公益诉讼试点限于停滞。

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法是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即把“法律规定的”中的“法律”，解释为包括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样，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拓展起诉主体的范围，保障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平衡、稳健地向前推进。

4．起诉主体竞合的处理。过去的公益诉讼实践备受关注的是法院立不立案，而非公益诉权行使的先后顺序问题，因而，多个起诉主体之间的冲突，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实践中出现了检察院、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共同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现象。鉴于人民检察院、有关行政机关、有关组织都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那么，对于发生竞合的公益诉权之间冲突的处理，必须未雨绸缪。笔者建议从以下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

一是规定诉权行使的顺序。建议：授予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第一顺序行使公益诉权的资格，有关组织为第二顺序的公益诉讼原告。

二是现阶段不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诉权行使设置先后顺序，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为防止重复诉讼，法院受理公益诉讼后，应当通知其他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参加诉讼，在诉讼中列为共同原告。

三、关于诉讼请求

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体现了公益诉讼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诉讼请求的确定与起诉主体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

1．公益诉讼请求的类型。在2000年之前的大陆法系国家中，民事公益诉讼实际上仅限于提供预防性救济，原告只能提起不作为之诉或撤销之诉，诉讼请求仅为预防性请求，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等作为或不作为请求，不得提出私益损害的赔偿请求。在长达近百年的民事诉讼法史中，“不作为型公益诉讼”成为大陆法系公益诉讼的典型特征。直到2000年后，德国、法国等少数欧洲国家规定，在特定类型的公益诉讼中，原告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由此，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开始浮上水面。这是因为，不作为之诉、撤销之诉等诉讼请求举证不复杂，程序易操作，而赔偿之诉在举证责任、赔偿的数额、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问题等很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审理难度。

2．公权力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决定了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机关拥有法定的权限和职责，其收集证据、参与诉讼的能力和专业素养，相对于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更加强大，其公信力和权威性更高。因此，公权力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诉讼请求应当包括损害赔偿。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益诉讼，均属于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

四、关于程序特则

民诉法是以私益诉讼为中心制定的，而公益诉讼程序特则的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例如，对于特定环境公益案件，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诉讼请求如何限定、原告收集证据的权利有多大、环境损害鉴定如何进行、要不要缴纳诉讼费用、原告能否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法院能否调解、能否发布禁止令、如何确定裁判的效力范围、裁判文书如何执行，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程序问题，均须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