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指法院受理并审理行政争议的范围。有关行政诉讼应予受理的案件范围和不予受理的案件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的规定共七个法条对此做了规定。从逻辑角度分析，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8项受案情形是列举式，并没有穷尽所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我们要弄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从研究那些案件不应受理入手，排除不属行政案件受案的情形，其他就是应当受理的具体情形。笔者下面作以简述，仅供参考。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和若干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几类事项提起的诉讼。

　　（1）国际、外交等国家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项规定，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是国家行为，重要是看它的政治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即它的性质是政治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例如，强制服兵役的行为就是一个法律行为，而不是政治问题，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对此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发布的部门行政规章，地方省级人民政府、省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地方行政规章，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当事人对任何抽象行政行为不服，都不得直接地或在起诉具体行政行为时附带地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任何抽象行政行为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不是说，法院就不得对这些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可以对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但只能基于自己的职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不能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而审查。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目前不能被提起诉讼的原因在于：①依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以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确认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正确合法并予以撤消、改变的权力，只能是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②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通常针对的都是大范围、不确定的对象。如果抽象行政行为造成了侵害后，由单个对象通过一个个单独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必然会扩大解决问题的成本，也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去掌握呢？例如：某市需要在市规划区内，对城东的棚户区进行改造。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出了拆迁公告。这里的拆迁公告就是针对的特定人，因为，无论小区有多大，在这里居住的人都是可以统计的。故某市的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又如：某市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发出通知，非本地乳制品不准进入本市进行销售。这里的“非本市乳制品”是不确定，因为按常理是难以去统计的。因此，该通知是针对不确定的人群，属抽象行政行为。

　　（3）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奖惩、任免等决定。这类行为往往涉及高度经验性的判断，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裁量权范畴，人民法院没有这方面的判决条件和判断标准。由此导致的行政纠纷可由行政机关自己处理解决。但是，对此类不予受案不应作扩展解释，如果这类决定所涉及的权利义务是国家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可以不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权利义务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则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这里所说的“法律”，仅是指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我国目前只有极少的几部法律对此做了具体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其分别规定，被公安机关处罚的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选择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上一级公安机关的裁决就是终局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就具体行政行为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5）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侦查机关的双重身份，可以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强制措施，也可以对公民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刑事司法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着不同的性质，各自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目前只针对行政行为，因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尚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公安机关滥用刑事司法行为，并以其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从而逃避行政诉讼的现象。如借助刑事司法行为插手办理民间借贷案件，没收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财产或实施罚款。对不在规定的对象范围之内的其他公民滥用刑事司法行为，都超出了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范围，是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另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政府作出的收容教养行为就不能属于“刑事诉讼法授权”的行为，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是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安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要严格把握该授权是否是刑事诉讼法上的授权。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对当事人说明理由和依据的情况下，即对当事人采取了某项强制措施，该项强制措施即被认定为是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即使是违法但明确依据了刑事诉讼上的授权，也被认定为是刑事司法行为。如果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在实施了一个行为时，没有宣布自己行为的依据时，即认定该行为是行政行为，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

　　（6）行政机关的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行政机关的调解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经说服教育和劝导后，由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解决纠纷协议的一种行为。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行政调解并没有行政法上的强制性。但是，行政机关借调解之名，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作出具有强制性的决定。为了实施调解或者在调解过程中实行了强制措施等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公民可以针对强制性决定或者强制措施提起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仲裁，目前重要是民商事仲裁和劳动争议仲裁。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民事诉讼法已将其纳入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对于法律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所规定的仲裁，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则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7）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可以遵从，也可以不响应，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不响应的，也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不将其纳入受案范围。如果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指导时，通过利益引诱、反复说服教育甚至威胁等方式强迫行政相对人服从的，这种行政指导实际上是行政命令行为，公民可以起诉。

　　（8）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的申请或者申诉，对原有的生效行政行为作出的没有任何改变的二次决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就原已生效的行政行为提出的申诉给予驳回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原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的再次肯定，也即是对原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再次肯定，并没有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处理后，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再次对当事人的同一行为进行处理，因为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当然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9）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实施的各种准备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实际生效，也就不是行政诉讼的对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关于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劳动监察指令书，不属于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也不受理此类案件。但是，如果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关于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行政处理决定，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劳动行政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
我国建立综合性银行的法理分析

中山大学法学院 郭健冬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作出了检讨，认为第43条对解决我国金融业的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历史和制度上的分析，认为德国综合性银行模式比美国的分业经营模式更加适合我国。
关键词：综合性银行 金融体系 商业银行 银证分业经营
【Abstract】 ：In this Note,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rticle 43 of the Commercial Bank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only provide a limited solution to the country's problems with securities abus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ina's banking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universal banking model than to the American model, which separates th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activities.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universal banking in Germany.
Key words：Universal Bank Financial system Commercial bank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引 言
社会的稳定，在于经济的稳定繁荣；而经济的稳定，取决于金融业的稳定。同样金融业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系统的稳定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经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焦点，而混业经营已为大势所趋。混业经营也有不同的方式，大多数学者赞同我国银行业要跟随美国的发展方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法律框架之下，采取德国式的综合性银行更加适合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学界对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研究是不深入的。大多数文章都仅仅局限于对德国银行体系的简单介绍，而对综合性银行得以建立的制度条件缺乏分析，而且有少数文章还带有误导性。因此笔者在介绍德国综合性银行那部分时，为了准确起见，都直接参考外文资料。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接着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作出检讨，从而指出分业经营再不适合我国银行业得发展，第三部分就通过对比德国和中国得现实情况，发现中国与德国的现实情况非常相似，从而提出我国可以引进综合性银行的结论，并且对我国银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笔者不成熟得看法。
一、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
自从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实行分业经营体制以来，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问题。尤其在目前，随着金融交易技术进步、信息处理和传输手段改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放弃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热衷于兼并收购和多元化经营，现实金融形势的变化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界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程度，也迫使金融管理当局及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这一大背景下，混业经营似乎比分业经营更加符合现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混业经营本身如分业经营一样也存在一些缺陷。笔者认为混业经营优于分业经营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论层面透视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原因：
1．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驱动。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比普通行业平缓，即具有更大规模经济潜力，同时银行业资产专用性在降低，因此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总之，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混业经营经营的一个不可忽视动机。
2．分散风险的需要。银行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有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动力，尤其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高度动荡时代，金融业的市场风险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日趋频繁，这进一步刺激了分散化金融风险经营的动机。
3．全球竞争的需要。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全球竞争中，金融业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宽窄等都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管制模式与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制度存在某些制度性落差，不利于全球竞争，这促使这些国家纷纷放弃原先金融分业管制政策。
（二）从实证中看银行的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１１月４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由美国创立、而后被许多国家认可并效仿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代宣告终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以后，日本一直跟随美英推行这种银行与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金融业日益繁荣，日本银行业为了应对美欧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开始向证券、保险领域渗透，混业经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的六大都市银行都采取了混业经营方式。而在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德国，从19世纪开始实施综合性银行的模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发表的“怀特研究报告”。怀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的原因不在于综合经营,而在于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调控决策错误。怀特判断的证据是:(1)30年代美国破产的银行只占总数的26 3%;(2)207家混业经营的银行中,只有15家破产,占混业经营银行总数的7. 2%,远比单一经营的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强;(3)这15家银行之所以倒闭,也并不是把资金投放到证券上造成的,因为这15家银行投资于证券的资产只占其总资产的10%不到。 “怀特研究报告”从实证上动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立法合理性，从而为混业经营洗去了不白之冤：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最灰祸首不是混业经营。
二、对我国现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模式的法理分析
1995年《商业银行法》确立了美国模式的分业经营体制，第四十三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施行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 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1．《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立法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营思路下，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由于银行自身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制，结果是银行自身业务没有办好，投资设立的信托、房地产公司以及其他自办公司也没有一家是办得成功的。在缺乏自律约束和监管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混业经营加速了风险的积聚，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作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
中国的银行业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业经营对强化金融管制、防范金融风险的确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金融混业趋势的加强，尤其是我国已加入WTO，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但是历经8年，即在2003年，在许多国家纷纷转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我国仍然坚持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全国人大常委对第四十三条作出修正：“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弊端
从法条文意来分析。第43条的规定只禁止我国银行在国内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并没有规定禁止银行在国外从事早在证券业务。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证券市场都存在比较高的风险。因此，如果我国银行在国外直接或者间接（异业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同样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国外风险发生，我国的银行一定会受到牵连。由于我国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的比重很大，因此银行一旦破产，势必会发生连锁反应，最终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所以笔者认为，第43条的规定似乎多此一举。
从实证上分析。我国设立分业经营的初衷是为了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业论认为,证券市场的风险较大,而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机构,在经济体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且银行面对的是广大社会公众,故不能参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否则会陷入古典式的经济危机,即经济状态恶化→投资者狂抛股票和债券→股市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如果银行不涉足证券业,则以上危机恶性循环的链条就可以被打断,即证券市场的危机不一定能涉及银行乃至整个国家信用机构和信用制度。 然而，任何正确的理论都要经得起事实考验。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银行体系的运行管理模式不但没有使风险降低，反而使银行风险进一步加大。
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下，我国的商业银行只能在狭小的存贷款领域、主要面对国有企业从事基本的存、贷款业务活动。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致使商业银行或是放款使不良资产比率持续上升，银行为了安全起见少发放贷款，又致使存差过大、资金浪费、业务收入无法抵补业务支出、出现大面积亏损。从深圳发展银行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该行近两年来虽然陆续有至少4家分行开业。但2000年公布的中期业绩表明,其利润总额却比1999年减少了7570 79万元,降幅为27 41%。近年来,国内各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存贷利率的不断降低以及存贷利差的逐步缩小,其存贷款业务利润逐步萎缩,银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却在逐步增大。
3．实践对43条的挑战
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 2000年1月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开始发生间接变化。最突出的情况是银行可以接受证券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同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向湖北湘财证券公司发放了第一例股票质押贷款。另一间接变化是证券公司的股民持存单买卖股票，银行营业部门与证券营业部的功能融合，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均无禁止。还有一点融合的情况表现在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由同一人出任。
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面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上述的规章都没有表现出银行可以进行混业经营的倾向。法律仍然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实践中银行却又往往冲击法律的底线。银行甘冒违规的风险，与法律进行博弈，这实质上表明43条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上述的论证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即使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是银行也会出于内在的动因，仍然会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法律，或者创造新的金融商品绕过这道“防火墙”。

三、建立我国综合性银行的法律制度安排
根据银行的规模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德国的银行体系非常相似。正是这些相似之处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德国采取的综合性银行模式会适用于中国。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的业务进行存贷款业务、贴现业务、经纪人服务、保管箱服务、投资基金业务、担保业务、资金转账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正如综合性银行在19世纪的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相信，它的引入同样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极大的推进。
（一）德国综合性银行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通过对中、东欧和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比较，William L. Horton, Jr.总结出四个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1．银行与工商业紧密联系
德国综合性银行在与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之后，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联系与客户扩展其他的业务关系。银行会利用他们与客户之间的借贷关系，向客户介绍他们的其他金融商品，以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服务关系。综合性银行通常会取得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资格，通过购买大量的股份对公司的管理施加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些银行可以为整个经济领域创造巨大的利润。例如德意志银行与运输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德瑞斯顿银行则在化纤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银行与客户的这种长期的良好的关系建立在贷款关系之上。银行的贷款，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德国缺乏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其他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这种借贷关系的维持对于公司的发展意义重大。这就是德国综合性银行繁荣的原因。
（1）不发达的证券市场
由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作为筹措资本的手段，公司的资金大多依赖于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据统计，1985年，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总融资量的7.2％，而与此相反的是，银行贷款占总融资量的64.4％。在德国全境2500间证券公司里面，直到1992年5月，才有650间被列名在德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而在这650所列名的证券公司里面，有将近30所公司占据了证券流通量的3/4。与此形成有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将近有350，000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不能自由流通），30，000间一般合伙企业和130，000间有限合伙企业。综合性银行和不发达的证券市场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证券市场缺乏竞争力是综合性银行发展的根本原因。由于银行可以参加包括保险业务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所以银行在资本筹措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抑制了证券市场成为具有竞争性的融资手段的可能性。
（2）与工商业的结合
一个集中的银行业意味着德国的公司只能从数量有限的银行中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正是银行的规模足够大，以至于几乎能够解决公司的所有金融业务的需要，所以公司一般会乐意与银行建立多方面的服务关系，而不会再寻找其他金融机构。我们可以美国和德国的比较中看出德国银行的行业垄断性。1989年，美国大概有12，800间商业银行，德国有4，400间。而在这4，400间当中，有1，200间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少于$28，400，000。其中最大的三间银行却占据了保险、运输、和信用证业务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2．银行贷款决定的自由作出
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得以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家在对经济风险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作出银行的贷款决定。而最根本的就是综合性银行是私有实体，它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免于受客户的影响。即使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作出贷款的决定之时，银行仍然会提出一些尖锐性的问题。Deutsche Bank-Siemens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银行家的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德国的银行家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有效的贷款决定，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评估投资银行的固有风险。
3．中央银行监管的独立性
德国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联邦银行设立资本为 ２９亿马克，为中央政府持有。但是，政府并不具有任何影响联邦银行独立性的权力。相反，尽管政府要求联邦银行支持其经济政策，但联邦银行在行《联邦银行法》所赋予的权力时无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示。联邦银行有义务就货币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并根据政府的需要提供有关信息。联邦政府也邀请联邦银行行长参加有关重要货币政策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