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　肥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１０６号


　　《合肥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市人民政府第２５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郭万清
　　　　　　　　　　　　　　　　　
二○○四年三月二日


合肥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爱国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公共卫生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工作，是指以消除危害健康因素，改善社会卫生环境，提高全民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卫生活动。
　　第三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群众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并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卫生状况的改善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六条　市、县（区）、乡镇政府及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七条　各级爱卫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规划、计划，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三）指导并监督各部门、单位履行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职责；
　　（四）组织动员社会全体成员参加健康教育、除害防病、农村改水改厕、改善环境及创建卫生城市、卫生村镇、卫生单位等爱国卫生活动。
　　第八条　市、县（区）爱卫办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爱卫会的决议并组织贯彻实施；　
　　（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落实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三）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监督检查、考核评比；
　　（四）总结交流爱国卫生工作；
　　（五）进行爱国卫生工作宣传、培训、技术指导；
　　（六）开展爱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
　　第九条　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应认真履行各自承担的社会卫生工作职责。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和其他组织均要成立爱卫会组织，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在所在地爱卫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本系统、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条　本市实行周末卫生日、爱国卫生月制度。
　　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参加爱国卫生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遵守公共环境卫生规定，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和公共卫生设施，做好各自的环境卫生工作。
　　在城市市区，任何人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杂物、乱倒垃圾；除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经批准外，不得饲养家禽、家畜。
　　在本市限制养犬区内，任何人不得携犬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十一条　各类公共场所要有完善的卫生管理制度，有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室内卫生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管理机构要加强公共卫生规划和建设，建立卫生管理制度，保持景区、景点环境卫生。
　　第十三条　集贸市场要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公厕、垃圾站和供排水设施，配备保洁人员，建立卫生制度，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要妥善处理垃圾、粪便和污水。建筑工地要文明施工。宿舍、厨房、厕所要符合卫生要求。
　　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定点屠宰场以及生物、化学制品生产加工企业要对其产生的废弃物、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中堆放及清运。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改造卫生环境，消除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
　　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室内外清洁卫生，经常清除积水、垃圾，消除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集贸市场等场所，应当完善和落实病媒生物防治措施。
　　申请开展有害生物控制的服务机构，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后，应在５个工作日内持工商营业执照到所在区、县爱卫办备案，并接受各级爱卫办对其服务质量监督。
　　生产、销售和使用杀灭病媒生物的药品、器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禁止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使用剧毒急性杀鼠剂。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健康教育网络，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普及卫生知识。
　　各有关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宣传科学卫生保健知识。学校应按照国家规定开设健康教育课，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第十八条　积极开展吸烟有害健康宣传教育和创建无烟先进单位活动。
　　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学校和专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吸烟。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和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卫生条件。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农村卫生厕所的建设，推广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普及卫生户厕。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爱卫会可在各有关单位聘任爱国卫生检查员，负责委托的爱国卫生检查工作。爱国卫生检查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二十三条　对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政府或爱卫会给予表彰与奖励。
　　对未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或卫生状况较差的部门、单位，由各级爱卫会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检举的权利，各级爱卫会及其成员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四条　爱国卫生未达标的单位不得被评为文明单位。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先进称号的单位，经查实有弄虚作假或卫生质量明显下降的，由授予先进称号的单位取消其爱国卫生先进称号。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据《合肥市限制养犬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环保、卫生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五款规定的，由农业行政部门依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合肥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及时处理。未依法处理的，各级爱卫会有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爱国卫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拒绝、阻碍爱国卫生管理与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试论合同转让

王栋、李旭东 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400715）


[内容摘要] 合同转让制度在司法实践和经济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现行合同法之规定是谓比较完善。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是合同转让制度的三大组成部分，其功能各异，具体规定也有差别。不过现行合同转让制度尚有些不足，我国民法可以引进国外先进制度使之更加完善。
[关键词] 合同转让 债权让与 债务承担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

合同转让制度在司法实践和民事活动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其实用性可想而知。包括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等三大制度构建了完整的合同转让制度。
一、合同转让制度的现状分析
合同转让，是指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亦即当事人一方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现象[1],也就是说由新的债权人代替原债权人，由新的债务人代替原债务人，不过债的内容保持同一性的一种法律现象。[2]按照所转让的内容不同，合同转让包括合同权利的让与、合同债务的承担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三种类型，当然，转让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因为转让的内容有所差异，其条件和效力也有所不同。
早期罗马法认为，债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关系，债权为连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锁，为了保持债的同一性，其不主张变更，因此，不存在债权让与，也不可能移转债务。但是随着社会交易活动的日趋频繁，债权不得让与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于是罗马法便允许以债的更改方式移转债权，演绎至裁判官法时，规定债权让与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的让与行为成立时，发生债权让与的效果，债务人自接受让与通知时受其拘束。[3]债务承担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不承认至一定条件下允许的演变历程，我国民法也承认合同转让。
合同权利义务一旦转让，就会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以及相对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一方面就转让方与受让方而言，在全部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将成为新的合同主体，或取得转让方的权利，或承担转让方的义务，或兼而有之，而转让方将脱离合同关系，由受让方代其位；在部分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与转让方或一同成为债权人 ，或一同成为债务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转让不可能适用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因为概括移转的两种主要情形中，无论是“合同的承受，还是企业的合并”[4],都是全部转让，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就转让方与相对人而言，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以后，相对人不得再向转让人即原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请求履行，而应当向新的合同当事人作出履行。[5]如果相对人仍向转让方履行债务，则不构成合同的履行，更不应使合同终止。
（一）我国债权让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债权让与，又称为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关系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权利部分或全部移转给第三人享有的现象。其中，合同权利部分出让的，让与人与受让人同为合同债权人，但应明确各自的份额[6],是属于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合同权利全部出让的，让与人退出合同关系，受让人取其位而代之，成为新的债权人。但应明确，让与人负有合同义务的，并不当然也由受让人充当合同义务人[7],除非是在概括移转的情形下。
债权让与的立法模式各异，缘于各国的民法传统，具体来说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以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准物权模式，这种模式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逻辑结构。它认为，债权移转是一种准物权行为，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合意一经形成，受让人便取得债权，并发生对第三人的效力。在多重让与的情况下，第一个受让人有效地取得债权，而第二个受让人即使是善意也不能取得债权，是否通知对债权让与本身不发生影响，只是对债务人的保护产生效力。[8]其二，是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瑞士、奥地利为代表的纯粹意思表示主义模式，债权移转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意发生效力，效果同准物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知并不对债的移转发生效力，也不构成债权让与的形式要件，是否通知对债权让与本身不发生影响。[9]其三，是以日本、法国为代表的通知要件模式，在此模式下，通知如在不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并不构成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是否通知并不影响债的移转，相对人之间的协议不对任何第三方发生效力，只在相对人之间有效。
虽然自由转让主义的优点颇多，比方说简便快捷，便于交易，本身之意图在于鼓励合同权利的转让，加速经济的流转，[10]也是基于债权的财产性，其可以自由流转[11],但对于债务人的保护不力则是难以避免。按《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无论是债权让与，还是债务承担，原则上采取的是债务人同意主义。又基于债权让与的性质考虑，其让与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债权人享有的自由处分财产权，更何况让与合同并未加重债务人负担，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推行债务人同意主义，则是对债权人明显的不公平。换另外一种角度，如果既体现债权人处分自己权利的意志自由，又兼顾债务人不因为债权人的随意处分而遭受损失，那这样的一种折衷主义是应该被我们推崇的。综合以上考虑，我国《合同法》第80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12]可以说是对《民法通则》的一种突破，或者是一种理智的否定，采取债务人同意主义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债权人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妨碍，或是违背了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合同法》采取特别规定的形式，既维持了一般法的稳定性，又使通知主义原则化，成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一般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
在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债权让与系准物权行为，属于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以处分人具有处分权为生效条件，无处分权人从事债权让与，则为无效。[13]而在我国民法上，债权让与系事实行为，为债权让与合同生效的结果，它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表现。[14]因此，让与人需要拥有有效的债权，具有处分该债权的权限，如将之说成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有效条件就比较准确。
1、须存在有效的债权
根据《合同法》第79条之规定及其解释，有效债权的存在，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根本前提。以不存在或无效的债权让与给他人，或者以消灭的债权让与给他人，都将因标的不存在或者标的不能而导致债权让与合同无效，让与人对受让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失负赔偿之责。
有效的债权，应该从宽解释，只要是该债权真实存在且并未消灭，都应认定为有效。至于其能否实现，债权人不负有物的瑕疵的担保之责，因为债权人并不享有处分债务人之物的权利，他只负权利瑕疵的担保之责，只要债权是真实的，就应允许其转让。
2、被转让的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
由于债权转让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15],从鼓励交易，减少乃至消除财产流转的障碍，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出发[16],应当允许绝大多数合同债权能够被转让。
但问题总是有另外一面的，因为债权毕竟是特定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人身信赖色彩，为了尊重这样的社会关系，《合同法》第79条明文规定了三种债权不得转让：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一般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不在此赘述。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应作符合当事人合意的解释，但是我国合同法对于禁止让与的约定具有何种法效未作明文规定。
德国民法认定为有效，但在1994年德国商法典中增加了一项规定，即如果当事人是在商业交易中达成的协议，则在合同中的禁止让与条款无效；日本民法承认其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日本民法持同样态度。根据日本和台湾地区民法的原则，债权人违反禁止让与的约定而让与债权，如果债权让与合同符合有效条件，受让人只要是善意的，不管有无过失都取得该债权，债务人无权对抗善意的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17]不过，债权人擅自让与禁止让与的债权，违反了合同中的约定条款，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受让人为恶意的债权让与效力，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债权效果说认为，让与行为仍属有效，但是债务人可以依据恶意提出抗辩，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物权效果说认为债权人负有不得转让的义务，违反约定之转让即为无效，在这里可以主张无效的不局限于债务人，第三人也可以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并且这种无效不仅是指债权让与对于债务人无效，而且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归于无效[18],原因在于受让人明知该转让行为属于禁止之列而为之，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不具备合法之因素，故而准物权行为无效，不过，债务人事后承认该转让行为时，则可使之有效。[19]
按照崔建远教授的观点，认为“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0],因为这区分了法律禁止债权让与和当事人约定禁止债权让与的不同范围，兼顾和平衡了财产权的流通性、意思自治、交易安全几项价值，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主观心理状态，值得我国借鉴。总结德国民法理论，并且对其作适宜的改进，笔者以为可以形成以下规则：其一，在受让人为善意时，债权让与合同有效，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禁止转让的约定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清偿，不过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追究违约责任。其二，在受让人为恶意的场合，如果债务人不提出抗辩，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如果债务人提出了受让人为恶意的抗辩，主张债权让与合同无效，应当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对其主张予以支持。
（三）并存的债务承担之探讨
按照债务人是否免责为标准，可以将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两类。[21]前者即为债务人全部移转债务的情况，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承担合同债务；后者即为债务人部分移转债务的情形，由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和原债务人共同成为债务人，承担合同义务之履行。通常情况所指之债务承担即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债务并存。
并存的债务承担是在以原已有效存在的债务为前提的，这时的债务仅限于原来的范围，债务参加人和债务人不会因债务承担而增加或减少原先应负之债务范围，其实此时的债务参加人和原债务人可以视为新债务人这一个主体来考虑，那就相当于没有发生债务承担，而只是在参加人和原债务人之间来重新划分债务。对于按份承担债务的情况，应当经债权人同意[22],因为很有可能债务参加人不具备偿债的能力，债权人会因此而承担不必要之风险，根据民法之等价原理，债权人不可能同意不具备资质之第三人来履约；对于连带债务的情况下，《合同法》84条规定“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不应适用。因为第三人作为连带债务人加入合同关系，对于债权人来说，对他的权利保护就多了一层保障，有益无害，他可以向参加人主张，也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履约，债务人并未退出债权债务关系，此为其一；如果参加人是债权人的债权人，那么在两个债务的履行期限届至之际，可以主张抵销，这样做可以方便交易、降低成本，满足当事人各方最大利益的追求，促进债权的快速流转，加速资本周转，此为其二（这也是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立法初衷）[23];如果由“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改为“须通知债权人”，那么既可以使债权人债权得到实现，也可以减少因为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而带来的纠纷，此为其三。不过有学者认为，如若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成为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那么第三人只能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而不能作为债务人存在。[24]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毕竟债务并存和第三人代为履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如果第三人加以拒绝，那么债权人有权采取法律救济措施；而在于后者，第三人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则是第三人主动参加的，债权人没有理由请求第三人为履行行为，若第三人加以拒绝，债权人也无权强制其履行。前者，第三人受合同约束，第三人是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的；在于后者，第三人则不受任何法律关系约束，第三人并未事先允诺要替债务人履约。
按照《合同法》85条之规定，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25]这一点对于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都应适用。产生债务的合同存在无效原因，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移转债务的不存在[26];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新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履行请求也可以抗辩[27];此外，在双务合同中，也可以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
（四）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效果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又称为合同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由第三人概括地继受这些权利义务的法律现象。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既可以是由协议为之，此时合同当事人一方须经对方同意，目的在于保护相对方的利益不受损；也可以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合并和分立中。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28]在这里，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是构成合同转让的必要条件，学术界对合同相对人的同意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债务人同意是合同权利转让的成立要件，因为概括移转在性质上为多方法律行为，自然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是概括移转的当事人之一，合同既然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如果未经相对方同意，就不能体现出契约之本质。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同意并不是概括转让合同成立的要件，而是概括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29],概括转让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转让合同关系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原合同关系，但是就转让合同关系而言，仅在转让人和第三人之间发生效力，相对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转让也不是多方法律行为，相对人是否同意并不成为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再则，从合同性质上来讲，相对人同意是法律为了保护相对人利益而设立的规则[30],因为在概括转让中，他同样也是债权人，如果让与人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未经得他的同意，则这样的转让对他不产生效力，相对人可以依照原合同向让与人或主张权利，或作出履行，让与人不得拒绝，而作为受让人的第三人并未加入合同关系，如果向其主张权利，请求履行其债务，相对人则有权予以拒绝。可见，要想取得概括转让预计之效果，相对人的同意是不可或缺的（这不包括法定情形）。
二、合同转让的制度解构
（一）债权让与制度的法律解构
债权让与，债权让与合同（基础行为）和产生债权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重要而复杂，为便于了解，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例子。甲公司（某房地产投资企业）与开发商（乙）在2003年7月15日签订合同，约定由乙于2003年10月2日将某地一栋花园式商品房交付给甲，甲支付价款约为1600万元。甲公司于2003年8月7日又与丙（另一房地产投资企业）签订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并于当日把书面通知送达给乙。在本案中，甲和丙之间的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实际上是甲将商品房的请求权出卖给了丙，丙将向甲支付1600万元。其中，甲公司和开发商之间的买卖合同是产生债权的行为；甲和丙之间的商品房请求权转让合同是基础行为，也称为债权让与合同；商品房请求权于2003年8月7日让与给了丙，是债权让与。在这里，买卖商品房的合同提供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标的物，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是商品房请求权让与的原因行为，请求权让与系转让合同生效的结果（相当于有体物买卖合同履行的结果）。
上述法律关系可以由下图表示：
债权
让与
产生债权的行为（或为买
卖合同，或为赠与合同）
债务人乙 债权人甲 受让人丙----取得债权
（让与人） 债权让与合同（基础行为）




为债权让与合同提供标的物 原因行为和债权让与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