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的决议


（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

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妥善地安置年老的和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职员，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下简称企业、机关）的工人、职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
（一）男工人、职员年满六十周岁，连续工龄满五年，一般工龄（包括连续工龄，下同）满二十年的；女工人年满五十周岁、女职员年满五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五年，一般工龄满十五年的；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损身体健康工作的工人、职员，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其连续工龄和一般工龄又符合本条（一）项规定的；
（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的工人、职员，连续工龄满五年，一般工龄满十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经过医生证明不能继续工作的。
工人、职员因为年老或者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又不具备退休条件的，应该以退职处理。
第三条 符合本规定第二条（一）（二）两项规定的工人、职员，如果因为工作需要，企业、机关可以继续留用。在本规定公布以后留用的这种工人、职员，都不加发在职养老补助费。
在本规定公布前留用的这种工人、职员，如果今后仍然需要继续留用，其原有的在职养老补助费可以照旧发给。
第四条 工人、职员退休以后，按月发给退休费，直至本人去世的时候为止。退休费的标准如下：
（一）符合本规定第二条（一）项或者（二）项条件的工人、职员，连续工龄在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十年以上不满十五年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十五年以上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二）符合本规定第二条（三）项条件的工人、职员，连续工龄在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十年以上不满十五年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十五年以上的，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六十；
（三）对于社会有特殊贡献的工人、职员的退休费，可以酌情高于本条（一）（二）两项的标准，但是提高的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十五，并且必须经过上级主管机关批准。
第五条 工人、职员退休的时候，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前往安家地点所需用的车船费、旅馆费、行李搬运费和途中伙食补助费，都按照本单位现行的行政经费开支的规定办理。
第六条 退休人员本人，可以享受与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相同的公费医疗待遇。
第七条 退休人员去世以后，一次发给相当于本人二至三个月的退休费总额的丧葬补助费；并且根据他供养的亲属人数的多少，一次发给相当于本人六至九个月的退休费总额的亲属抚恤费。
第八条 本规定所说的连续工龄的计算办法：企业的工人、职员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计算本企业工龄的规定办理；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退休时计算工作年限的暂行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所说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人、职员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凡在本规定公布以前已经具备本规定第二条所列退休条件的工人、职员，在当时并未退休而只调任轻便工作并且降低工资的，按照调动工作前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计算；如果在具备退休条件以后的期间内调动工作不止一次的，按照第一次调动工作前一个月的计时工资标准计算。
第十条 工人、职员退休，由企业、机关行政决定，取得同级工会同意以后执行。如果是领导人员退休，还必须报送任免机关批准。
有关退休的工龄计算，退休待遇标准的确定，填发退休人员证明书等工作，由企业、机关的人事部门会同同级工会办理。
第十一条 规定发给的各项费用，在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单位，退休费、丧葬补助费和亲属抚恤费，由劳动保险基金中支付，如果本单位的劳动保险基金不敷开支，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本产业系统内进行调剂，仍然不足的时候，差额部分由本单位行政支付；医疗费由本单位医药卫生费中支付。在没有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单位，上述各项费用，全部由企业行政支付；在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全部由退休人员居住地方的县级民政部门从优抚费项下支付。
第十二条 本规定同样适用于学校的教师和供销合作社的工人、职员，但是，不适用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未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和前政务院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但是，过去已经退休现在继续领取退休费的人员，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享受待遇。
第十四条 本规定的实施细则，企业单位的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发布执行，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由国务院人事局制定发布执行。



关于“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 马文瑞

关于工人、职员的退休处理问题，政府本来是有规定的，就是前政务院于1951年发布、1953年修正的“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于1955年年底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前者适用于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单位，后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上述条例和办法实施以来，据全国总工会和国务院人事局的了解，截至1956年年底，企业职工退休了约6.2万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退休了约1千人。由于现行的退休规定某些条件限制严了一些，有些待遇的标准不够适当，因而目前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年老的和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退休。这些人员实际上已经不能从事生产和工作，勉强留在原单位里，对于国家和他们本人都很不相宜。现在制定这个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目的就是要对于现行条例和办法中的退休的条件和退休以后的待遇作某些改变，以便使那些应该退休的职工能够退休。这样，既可以妥善地安置这一部分职工，又有利于精简机构，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还能够节约经费开支，用来多吸收一些青年学徒，便于安排劳动就业。
对于规定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 关于退休的条件问题
新规定的退休条件，比“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是放宽了：一、新规定第二条（一）（二）两项退休条件中“一般工龄”的年限，都比“劳动保险条例”中的规定减少了5年。二、第二条（三）项规定“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工人、职员，连续工龄满5年，一般工龄满10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经过医生证明不能继续工作的”，应该退休。这一项规定是“劳动保险条例”所没有的，有了这项规定，就可以退休一批根据“劳动保险条例”所不能处理的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也已经比较年老的职工。
新规定的退休条件，比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有放宽处，也有稍严处。在一般工龄方面，同样减少了5年。国家机关退休办法中规定凡是因劳致疾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作人员，只要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含义和新规定的“连续工龄”相同）满10年，不问年龄多大，就可以退休，而新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工作人员还规定必须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这里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一则为了与企业单位求得一致，二则考虑到退休有一个年龄的条件，也是必要的。
总起来看，退休的条件放宽了。如果照此执行，可以作退休处理的职工人数，要比现行的条例和办法所能处理的为多。但是，根据新规定的退休条件，因为工龄的关系，还不能处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这个问题需要另行研究规定。
二 关于退休以后的待遇问题
这个规定的第四条规定，一般年老退休人员的退休费，按照本人连续工龄的长短逐月发给本人工资的50％到70％，这和“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是相同的。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的优惠待遇，新规定为可以增加不超过本人工资的15％，比“劳动保险条件”的规定高了5％。新规定取消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当于本人工资10％到2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在职养老补助费的规定，现在看来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这一规定使得有些到达退休年龄的职工不愿意退休，因此应该取消。但是，对于现有领取在职养老补助费而仍不退休的职工，准予照旧领取，因为这部分职工为数不多，全国仅约5千人。
新规定的退休费标准比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人工资的50％至80％），对于少数人来说，是稍降低了一点；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的优惠待遇也由“可以酌量提高”改变为“不超过本人工资的15％。为了和企业单位待遇一致，免得相互影响，这样略加调整是必要的。
草案规定的退休人员去世以后的丧葬补助费，为相当于本人二至三个月的退休费的总额。这比“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相当于两个月的企业平均工资的总额）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相当于本人三个月的退休费的总额）都略低。亲属抚恤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中没有规定，新规定的标准（相当于六至九个月的本人退休费的总额），也比“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相当于六至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的总额）稍低。为了节约和待遇统一，这两项费用稍予降低是可以的。
总的看来，新规定的退休以后的待遇和现行的规定出入不大。这里既要考虑力求节约，又要考虑能够使应该退休的职工乐于退休。因此，我们认为新规定的待遇标准是比较适当的，不宜再提高，也不宜再降低。如果将来职工的工资水平有了更多的提高，这个暂行规定中所定的退休人员的待遇标准，还可作相应的改变。
三 关于退休费的支付问题
这个规定的第十一条规定在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单位，退休费用由本单位劳动保险基金中开支，这和“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本单位的劳动保险基金不敷开支，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本产业系统内进行调剂（目前企业的劳动保险基金，有的是由地方工会管理的，有的是由产业工会管理的），仍然不足的时候，差额部分由本单位行政支付。这是考虑到在实行新规定以后，退休人员和过去比较会增加许多，有些地区、产业的劳动保险基金可能不敷开支，但是一时又不能够修改“劳动保险条例”，提高劳动保险基金的征收比例，因此，有必要规定不足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行政方面负担。
四 关于本规定的适用范围问题
“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退休养老的规定，只适用于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及交通运输、基本建设部门，新规定则没有这种限制，这是为了能够更多地退休处理一些年老和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这个规定对于合作社营的企业，规定只适用于供销合作社，因为现在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领取工资的工人、职员，和国营商店的情况相仿。至于手工业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的成员，主要地是社员本身，所以不能适用这个规定。另外，未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一般规模很小，也很少雇请工人、职员，所以也不适用这个规定。





消 解 法 治
--葛洪义《法律与理性》反法治化思维解析

余上云


关于葛洪义教授《法律与理性》一书中消解法治论的表述，不妨从20世纪后20年我国法学研究情况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学界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许多被人们所尊敬的法学界人士因为其勇于冲破禁区，大力倡导法治而成为时代的楷模。正是在这种风尚的引领下，法治不仅在随后的时日中名正言顺地建立起其治国方略的历史地位，更以其秩序及价值理念统帅法学思想，成为法律领域的绝对权威之一。然而，自90年代中后期，世界性的反现代思潮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一定范围知识上的垄断话语，并与传统非法律意识"内外勾结"，促使怀疑法治消解法治思维兴风作浪，逆流而动。这些反法治化思维的"动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以后现代思潮为首的法治解构以及反法治化民族情结理应得到充分的探究，以保证法治的权威地位。
一、法的现代性、理性与法治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高潮，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复杂的民族性与自我封闭的偏狭趁此机会也大兴风浪，以对法治情绪的表里不一与为自身利益的投机取巧为实质而繁衍出一系列"畸形"的"法治"现象。
二、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消解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要不是指一种时代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仍然是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对工业化所开辟的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继续。"现代性危机"的发生激发了解决危机的热情。贝克在此基础上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与反省的现代化。简单的现代化肢解了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反省的现代化瞄准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化所勾勒的工业社会图景，意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试图用理性自身的力量克服理性的难题，以解决"现代化性危机"。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侧重于解构理性，张扬非理性，以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应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思潮迫使我们在对自己以往的确信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学术语言和看似轻松的游戏方式解构、消除、反讽理性和一切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显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或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带来相当富有成效的结果，但它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将起着颠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法治理念的作用。
关于后现代思潮与法治的对立，是通过后现代思潮倾向于与理性彻底决裂而决定的。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相适应。有人甚至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至今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理性的死亡却是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的标志。后现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就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具体而言，后现代思潮又是如何宣告与理性决裂并消解法治的呢？
后现代思潮与理性的决裂集中表现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享着的一种被称为"流浪者的思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学者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正好是流浪者"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无家存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其为家"存在状态的反映，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后现代思维正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现代思维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强调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即人是自然的解释者或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诉诸于精神的方法而非权威，而这种论说的成立，必然依赖主客体两分的思维范式。按席沃尔曼的概括，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代理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贴切的诠释，或许也是对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和愿望的最贴切的诠释。从中国和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常常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葛洪义教授看来，民族性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偏狭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普遍诉求，自始就多少是不情愿的、痛苦的、悲剧性的，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法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这种现象即为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葛洪义教授认为，在这个现代情结的基础上，既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又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所以，中国法的现代化过程和方式中携带着一种反现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以及行为处事的"熟人"意识。
在中国，内与外的差别是思想的前提。内外有别意味着内外界限分明，内是自己的地盘，在"内"的都是自己人；外是别人的地方，外人则是自己之外的人。外人有时候是客人，自然要对其以礼相待；有时候是豺狼，迎接它的当然是猎枪。在判断事物、事件、意见时，这个界限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判断首先区分的是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内，则凡事可容，在外，则本能地抱有警惕性，且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思维模式显然不是理性的，而带有深刻的情绪化倾向，尽管在民族存亡、生死大义上不妨明确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但当这种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上升为习惯并得以泛滥，这却是从一种品德转化为恶习。内外有别的泛滥，必然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形成"熟人好办事"的"熟人"意识。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在法律思想领域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界限意识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因为这种区分自然也包含着合理性，但是西方国家中没有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界限意识。西方人不关心，至少现在不很关心地域、血缘的种族界限，更不会竭尽全力地刻意维护自己的家国边界，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使用一种合理的方式，界限就可以不再是界限，这显然不同于讲究家族本位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崇尚个人本位，西方人最牢固、最顽固的界限是理性，这也是罗马法能够成为欧洲大陆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因。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及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制度一直是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是对界限意识的反抗。虽然现在西方学者也讲要超越界限，但这里要超越的是知识论传统上的理性的界限。中国法的内外界限意识，是一种民族国家伊始迄今尚未真正法治化的反现代情绪。不过，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在鸦片战争前后才经历重大挑战并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历史在清朝前期以前乃是相对进步的、文明的历史，但鸦片战争却使"东方大国"的尊严荡然无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大思考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重要的突破口。清末修律正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之一。
清末修律的出发点在于外在压力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出于对尊严的维护与本能的反抗情绪，清末修律及其后的法律移植都颇具"怪相"：一方面学习他国法律，从法律的表现形式到法律的实质内容表述都接受外来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对他国法律和法律理念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念念不忘张扬自身，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土资源。这副"怪相"似乎正符合不盲从的理性思维，但其潜意识却是对西方的抵触乃至敌识，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西方试图凭借其先进科技"融合"中国，中国人在心理上却加强了边界意识；现代化本身是普遍主义的，但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强化了自己的精神界限。这种"内""外"的斗争或许将使中国现代化法治独具特色，但内外界限的矛盾却在微观上消解了法治。
在葛洪义教授看来，在前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压力下，中国法一直处于寻找根据而在现代思想背景下难以找到牢靠根据的无家可归的思想状态。或许，"无家可归"下的"四海为家"将使中国法治更具包容性。而倘如此，消解法治的后现代思潮与民族情结将应验荷尔德林的名言--"危险孕育拯救的力量"。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余上云 4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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