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某小学教师金女士与中学教师郭先生于2002年5月依法领证结婚。同年10月生一子小亮。2005年6月因金女士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郭先生便向全椒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金女士离婚。法院鉴于金女士系残疾人，便依法组织双方调解，通过法官晓之以法、动之以情的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终于使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并领取了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确定，婚生子小亮归郭先生抚养，郭先生不要求金女士给付抚养费。2005年7月，郭先生以儿子小亮的名义又向法院起诉。要求金女士给付儿子抚养费，并要求限定金女士对儿子的探望权。法院审理认为，孩子抚养费问题已经依法处理，离婚调解书已生效，限定金女士探望权于法有悖，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并作出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郭先生以儿子小亮名义的诉讼请求。事后，金女士屡次到郭先生处欲探望儿子小亮，郭先生均将儿子东躲西藏，拒绝金女士见儿子面，致使金女士对儿子的探望权无法实现。2012年4月5日，思儿心切的金女士一纸诉状将郭先生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在不影响儿子小亮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探望儿子小亮，被告郭先生予以协助。被告郭先生则辩称，原告金女士患有精神病，其探望儿子小亮应受到限制。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原告金女士于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探望婚生子小亮，被告郭先生予以协助。

　　分歧：本案审理中，围绕精神病人是否有权探望子女存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准许其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中止精神病人探望子女的权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处理。如果是程度较重的精神病人，准许其探望子女既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对其自身而言，也失去了行使探望权的必要和意义，应中止其探望子女；如果是程度较轻的精神病人，其作为父母，有对孩子关心、抚养以及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反之，作为子女，也有获得父爱或母爱的权利，不能因父或母是精神病人就剥夺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流的情感需要。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探望权是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依法享有的在一定时间，以一定方式探视、看望子女的权利。夫妻离婚后，子女仍然是双方共同的子女，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关系，不因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失，那种认为离婚后，子女同一方共同生活，与另一方毫无关系的认识是错误的。新《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从探望权立法宗旨来看，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对子女关心、抚养和教育的需要，保证父母的感情利益，而且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也可以通过探望权的行使，增加与子女的感情交流，抚慰离婚给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心灵创伤，从而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探望权不仅是父或母享有的一种法定权利，也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所负的义务，应当依法受到保护，但是探望权也涉及到直接抚养方和子女的切身利益，尤其关乎子女健康成长的权利。

　　由于婚姻法只是对探望权中止事由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赋予了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所以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病人探望权行使宜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民法上来说，精神病人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二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三是有时能够辨认、有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精神病人。由于第一种情况的精神病人以及处于发病期的间歇性精神病人，没有判断事物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在理性感情或意志意识上均存在严重精神性障碍，无法自理更没有能力照顾他人，如果准许此类精神病人探望子女，既无法切实履行身为父母的职责，也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损害孩子享有安全稳定成长环境的合法权利，因此应中止此类精神病人的探视权。对第二种情况的精神病人及处于正常期的间歇性精神病人，由于精神疾病的程度较轻，作为父母有对孩子关心、抚养以及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具备一定抚养照顾子女的能力；同时作为子女也有获得父爱或母爱的权利，不能轻易剥夺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交流的需要，因此应允许此类精神病人行使探视权。总之，关于精神病人探望权行使问题，不能简单操作，一律剥夺，而是应在法律原则性规定下，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体现法律的人性关怀。

　　本案中，鉴于原告金女士患的精神分裂症是间歇性的，且在法院审理此案阶段，意思表达与常人并无两样，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法院对被告郭先生辩称原告患有精神病，应限制其探望权的理由，不予采信。原告金女士与被告郭先生离婚后，儿子小亮由被告郭先生抚养，法律赋予原告有探望儿子的权利。现原告金女士要求在不影响儿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探望儿子小亮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金女士在行使探望权时，被告郭先生依法应予以协助。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奇事发生并不一定能成为奇闻，这就突显信息传递方式的重要性。网络时代的来临，使每天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奇事有了数以亿计的读者，从而使奇事突破了它发生地域的狭小空间成为奇闻，奇闻改变了奇事所影响人群的观念看法、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当奇事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为人们所认知、理解和接纳时，将对人们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和课加必要的义务。奇事之所以为奇，是因为该事件第一次发生或者被很少的人群所认知，某些奇事发生会直接引起一定的危害结果，那么，这些引起奇事发生的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当行为人在明知其引起危害后果后不及时进行危害后果扩大的预防和必要的补求，对于危害后果的扩大，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在奇事被大范围传播后，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能够为人们所预知和控制时，当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后，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当行为人在明知其引起危害后果后不及时进行危害后果扩大的预防和必要的补求，对于危害后果的扩大，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下文笔者就一件奇闻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化的分析、体系性的论述和类型化的认定。

　　一、奇闻实例简摘

　　4月12日，大秦网转载了《风筝线成“凶器”女子路过被缠住割伤脖子》的文章，【1】大致内容为：一男一女在新城广场路边放风筝，风筝挂在了公交车上，风筝线缠住了正在自行车道行驶的李女士脖子，致使李女士脖子出现了长达十几厘米的伤口并往外渗血，而放风筝人在看到致人受伤和听到伤者求救后溜之大吉，赶来的丈夫看到妻子伤得严重，就带着李女士到公安新城分局新城广场派出所报了案，幸好风筝线没有伤及李女士的动脉血管，没有危及到生命。该事件一出，记着采访新城广场放风筝人问风筝有多大杀伤力，而放风筝人认为“没有危险”，面对已经发生的危险，紧到底有多大？网友用香蕉和黄瓜做实验测试紧绷风筝线的杀伤力，发现这些水果很轻松就被紧绷的风筝线割断。而李女士说，风筝的线特别细，视力再好的人一般也看不到，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给放风筝的人提个醒，放风筝到公园，在马路边实在太危险。

　　该文章现已被中国日报网、法治网、华商网等多家网站和报纸刊载。

　　二、行为性质分析

　　由于李女士已经向派出所报案，那么，行为人在马路上放风筝，风筝线致人脖子受伤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在行为人明知风筝线致使李女士脖子处十几厘米的伤口向外渗血，并且听到李女士向其求救后，行为人溜之大吉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由于报道所载的事实不是十分清楚，并且不能够作为法院查明的事实，因此，笔者出于论述的方便和研究的需要根据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对以下内容做出假设：

　　1、放风筝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有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2】

　　2、由于李女士在脖子处有十几厘米的伤口，且报道称受伤严重，因此，本文暂认定李女士的伤情为重伤。

　　3、本文不考虑溜之大吉的一男一女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暂且认定为一个行为人。

　　（一）致人重伤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不论是根据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还是根据三阶层或两阶层的犯罪成立理论，该案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之处在于行为人对致人受伤的行为和危害后果是否持故意或者过失的状态。

　　根据《刑法》第14条规定，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在古天乐主演的电影《意外》中，古天乐为了帮助委托人使其父死于意外以骗取保险金，将风筝放置于高压线上，利用雨天环境致人死亡就是具有直接犯罪故意的表现。本例中，由于行为人只是为了放风筝娱乐，对致人受伤的行为内容、行为性质、危害结果显然不具有明知，因此，应当排除行为人在主观具有故意。

　　根据《刑法》第15条规定，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可以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同时，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有规定时才成立。在本例中，行为人对放风筝时风筝线致人受伤的行为和后果是否应当具备预见能力和具有注意义务，理论上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黎宏教授在评判了三种学说观点后认为：在有无预见能力的判断上，应当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人”为标准。【3】几乎每个人都放过风筝，3月31日大秦网转载了《清明跟“春风握握手” 西安放风筝六大好去处》的文章，【4】虽然都是些空旷处但也有城墙、湖水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因此，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来看，除非故意使风筝成为凶器外风筝应当没有杀伤力；从报道来看，新城广场虽为广场但面积不大，风筝很容易落到广场以外的地方，在该地放风筝的人认为“没有危险”，由于以前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去不为人所知的这种实实在在危险，如果要求行为人去履行结果预见义务或者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似有不妥，因此，行为人是否应当具备预见能力和具有注意义务存在疑问，根据在事实认定上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的理论，应当认定行为人不具有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为人出于娱乐放风筝而风筝线致人受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使造成受害人当场死亡或者经及时救助仍然死亡时也不应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

　　（二）危害后果扩大的刑事责任探讨

　　本例中只报道了李女士受伤，但李女士在脖子处有十几厘米的伤口在渗血，而且行为人听到了李女士的求救，但行为人仍溜之大吉，由于受害人没有发生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出现其他后果，行为人溜之大吉的行为不能称为逃逸，行为人不构成犯罪，但无疑会受到道德否定、舆论谴责和人格非难。

　　本例中，风筝线没有伤及李女士的动脉血管，但如果风筝线致使受害人颈部动脉血管受伤，而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造成他人颈部受伤，选择逃逸却不及时救助受害人，致使受害人死亡的，行为人将因不履行其作为义务而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对不作为犯的内容及成立条件未作明文规定，虽然理论界对不作为犯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但对于本例均可适用。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5】不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责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和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本例中，风筝线致人受伤的行为是先前行为，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致使人受伤而逃逸，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人因不履行其先前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由于行为人没有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害怕负责的心理致使其选择逃逸，对受害人是否死亡持放任的心理状态，因此，构成间接的故意杀人罪。如果受害人得到其他人的及时救助而没有发生死亡的后果，行为人是否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犯，我国刑法理论认为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不存在未遂形态。

　　犯罪成立的认定应当遵循由客观认定再到主观认定的过程，本例中风筝线并没有伤及李女士的动脉血管，行为人溜之大吉的行为根本不可能致使李女士遭受其他严重后果，因此，行为人不成立犯罪。

　　三、本例意义探讨

　　文章中清醒了告诉人们马路边放风筝的危险实实在在发生了，而且网友也做了风筝线杀伤力大小的测试，虽然行为人致人脖子受伤的行为和溜之大吉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但是当这种事件再次发生后，行为人是不是依然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行为人在满足过失犯罪所成立所必须的除主观要素以外的要素后将成立犯罪。

　　上文已述，在满足笔者假设了的主体和结果要素时，行为人仍不构成犯罪。因为对于行为人主观要素的判断不论是采用主观说还是采用客观说（折中说是变相的主观说）均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可非难性。人们认为风筝线伤人是件很吃惊奇事，而这种令人吃惊的奇事在经过多家媒体传播后，已经使人们认识、理解和接受了风筝具有杀伤力的事实，从而在事实的基础改变了人们的常识：对放风筝所引起的危害后果需要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和注意义务，否则将使他人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放风筝的可能，不论是从社会上一般人的能力为标准，还是“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人（即实际放风筝人群）”为标准，行为人均具有主观上的过失态度。

　　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过失行为致使受害人处于危及生命的状态，若经过行为人及时的救助仍致使死亡的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没有发生死亡但是发生重伤后果的应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若行为人不对受害人进行积极救助致使受害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四、结语

　　放风筝的行为是我国自古有之的娱乐方式，实践中，存在一些利用风筝积极追求自身目的的犯罪行为，除了对这些应当加以法律否定、刑事制裁和社会防御的行为外，风筝没有杀伤力，这是人们所确信的常识。在这种认识环境和知识支配下，因在马路边放风筝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排除刑法的适用。但是，当在马路边放风筝而实实在在的危险后，这种危险又经过网络的传播为大多数人群所知晓、了解和接受，从而在危险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更新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约束了人们的行为方式，风筝的杀伤力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放风筝者不去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或者结果预见义务，那么，在具备其他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后，行为人完全可能构成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网络时代的来临使以前不能成立犯罪的行为在危险被大范围传播并为人们所认知后，再次发生的与以前行为相同的行为可能将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