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佛府办[2004]167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佛山市行政投诉处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七月十二日





佛山市行政投诉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保证政令畅通，改善行政服务，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及时、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防止行政过错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市政府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行政投诉中心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职责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行为中发生责任过错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投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前款所称不履行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和法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措施和作出行政决定，必须做到主体合法、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

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行政投诉的范围

第六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或许可而不予受理或许可的；

（二）申请资料不全时未能一次清楚告知补充事项，或者首问未能清楚告知申请具体要求的；

（三）非法设立有偿咨询程序的；

（四）不予受理或不许可却不告知理由的；

（五）无法定依据实施许可的；

（六）不依照规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七）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的；

（八）未在规定或者承诺时限内完成许可事项或者告知办文结果的；

（九）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许可费用的；

（十）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

（十一）违法准许中介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许可代理活动的；

（十二）不公开许可结果或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十三）对涉及不同部门的许可，不及时主动协调，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者本部门许可事项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的；

（十四）擅自增加许可前置条件和环节的；

（十五）当事人对行政许可决定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六）其他违反行政许可规定的。

前款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征收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没有法定依据实施征收的；

（二）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增加或设立征收项目，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三）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四）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五）实施征收不开具或不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的；

（六）被征收单位或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七）符合规定收取押金、保证金等费用，在所办事项处理完毕后，仍以各种理由拖延退还的；

（八）其他违反征收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

第八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检查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 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二） 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三） 不按法定权限或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四）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六）违反规定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执法的；

（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和处罚时效进行处罚的；

（五）违反罚款决定机构与罚款收缴机构分离规定的；

（六）使用、占有、丢失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七）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八）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罚款的；

（九）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一）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十二）未依法书面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三）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行使的；

（十四）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越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五）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复议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应予受理无正当理由而不予受理的；

（二）对行政复议不予受理但不说明理由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一）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其他义务的；

（二）拒绝依法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三）其他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以外的投诉，一般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予受理。



第三章 行政投诉办理程序

第十五条 由市行政投诉中心受理的行政投诉，按本章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行政过错，可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投诉的，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不服，可向市行政投诉中心投诉。

投诉人可以通过电话（含录音电话、传真电话投诉）、信函、当面口头等形式投诉，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投诉。
提倡实名投诉。对实名投诉，应采取书面或口头形式答复投诉人。投诉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讲清楚被投诉对象行政行为过错的具体事实、投诉要求及联系办法。

第十七条 办理行政投诉实行回避制度。市行政投诉中心领导成员及其工作人员与被投诉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予以回避。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进行调查，以确定被投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规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发回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复议，上级机关决定撤销或部分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予以调查处理的；

（五）上级机关要求予以调查追究的。

第十九条 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市行政投诉中心一般当面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需要审查的，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予以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署名投诉的，应告知不受理理由。

第二十条 决定进行调查的投诉，应在15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但不超过30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市行政投诉中心直接办理行政投诉。同时，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转办、交办报备案、交办报处理结果等方式交有关部门办理，并负责督促检查。涉及多个部门或重要问题的投诉，由市监察局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办理。

区人民政府、市属部门、双管部门要指定承办机构和联络人员处理行政投诉。对涉及单位工作人员的重要投诉应由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组织查办。

第二十二条 对转办、交办的投诉，经市行政投诉中心领导审批后交承办单位办理。
承办单位接到转办、交办函件，报单位领导审批后按要求组织查办。对要求上报查处结果的，上报材料须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加具意见并盖公章。
市行政投诉中心接到承办单位上报办理结果的函件，提出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核后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一般投诉件，市行政投诉中心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投诉人。转办或交办的投诉，承办单位应在接到转办或交办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投诉人。需报备案或报查处结果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市行政投诉中心。对情况复杂的投诉，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投诉人，20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市行政投诉中心。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报的，要及时书面说明情况。
由市监察局牵头办理的，应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投诉人。

对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需立案查处的，不受上述时间限制。第二十四条 办理行政投诉，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投诉，市行政投诉中心、各承办单位要主动向本单位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措施果断处理，防止不良影响的发生和扩大；
（二）对跨地区跨部门或涉及几个部门的投诉，承办单位应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协调解决；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应向上级报告，请求协调解决；
（三）对在处理行政投诉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受到企事业单位、市民和上级好评的承办单位或承办人要给予表扬或奖励；
（四）对在处理行政投诉中，不履行职责，推诿、敷衍、拖延的要通报批评，并视情节轻重追究有关领导及承办人的责任。对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工作造成损失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必要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
（五）对涉及个人的投诉，承办单位对投诉人的有关情况要严格保密。对违反保密规定的责任人要按有关规定处理；
（六）对故意刁难、打击报复投诉人的，市监察局要按规定严肃查处；
（七）对属于捏造事实，诽谤、谩骂、恐吓的投诉，要对投诉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四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二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领导责任。

第二十六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难以识别，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七条 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八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负领导责任。

第二十九条 审核人、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三十条 领导指令、干预，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作出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三十一条 集体研究、认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领导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领导责任。

第三十三条 经过听证作出的决定，批准人同意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的错误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领导责任；批准人不采纳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的正确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三十四条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领导责任，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两人以上因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五章 行政投诉责任追究

第三十六条 行政投诉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效能告诫；

（四）取消当年评优秀或评先进资格；

（五）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

（六）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过错责任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和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三十八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负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者，单独给予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三）、（四）款行政处理；

第三十九条 对于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下行政纪律处分，并给予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四）、（五）款行政处理；对负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或者记大过以下行政纪律处分，并给予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四）、（五）款行政处理。

第四十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者行政开除纪律处分，给予行政撤职纪律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四）、（五）、（六）款行政处理；对负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纪律处分，未给予行政开除纪律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四）、（五）、（六）款行政处理。

第四十一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行政过错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被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的行政过错情形的；

（二）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对投诉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收受当事人财物和收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

（五）被省及省以上新闻媒体曝光，查证属实，给我市造成不良影响的，或被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经调查属实的。

第四十四条 被投诉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具体行政行为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具体行政行为人难以识别，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致使具体行政行为人理解错误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情形发生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因结案后发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的事实和投诉性质发生变化，对已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撤销已追究的行政责任，并给予恢复名誉；若扣发奖金的，补发扣减的奖金。

第四十七条 被投诉人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被投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申诉处理决定应当在30日内作出。

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对被投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应当报送同级监察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各区行政投诉机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工作时限从受理投诉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死缓，即“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在死刑执行上的独特创造，这种制度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1]这一刑罚制度，从建国初期之首创，到“79刑法”之确立，后经“97刑法”之修改，再到刑法修正案（八）之完善，历50年司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刑罚制度确具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本文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刑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死缓”制度之首创及其刑罚意义

　　“死缓”作为中国刑法的重要刑名和刑罚制度，是由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来的。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运动）。但由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为制止这种倾向，毛主席在1951年4月30日特别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会丧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同年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2]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罚制度，从刑罚的角度看，既为古今之独创，亦为中外之首创，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死刑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素有重德慎刑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继承发挥，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狱政思想，先秦时期的《舜典》载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文字，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损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古代推行仁政者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政治清明，而且善待子民，推行一条“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狱政思想。他常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但选公正善良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且规定：“凡大辟（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之。如此，方能避免冤狱滥刑”。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为29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3]深通历史的毛泽东对上列法治史实一向推崇备至，因而“以史为镜”，首创出“死缓”这一死刑执行制度，保证了“少杀慎刑”的刑事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从社会角度看，新中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社会建设，在这种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讲，“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丧失劳动力”。而且，按照历代惯例，凡新政权之建立，必将“大赦天下”，以此获得民众拥护。倘若杀人太多，正好给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煽动借口，导致人心涣散。从政治角度看，一个新政权之成立，应当展示全新的执政方式，杀人则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故应十分慎重。既要判处死刑，又能将大部分死刑犯不执行死刑，这其中必须寻求一种解决途径，“死缓”则是唯一的选择。从法律角度看，新政权刚成立，国家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法治尚在摸索之中，很多司法工作靠相关政策引领，往往难以把握。毛泽东面对当时的情况，只有将其批示的内容以中央的决定予以发布，虽属于政策性指令，但却具有最高的政策效力，全国必经坚决执行。如此，迅速纠正了“镇反”中的倾向，使不少死刑犯通过缓期执行之考验改造成新人，成为国家需要的部分力量。

　　二、我国刑法有关“死缓”的几次修改

　　我国刑法之雏型，当属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71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21条）。这种刑法性单行条例，仅就“镇反”事宜进行规定，与之后的“三反五反”的专项整治规定同类，不具有刑法典之属性，而且没有涉及“死缓”方面的内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总则和分则，共13章192条，可称作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并同时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显而易见，“79刑法”确立“死缓”制度，基本贯彻了毛泽东1951年的批示及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精神。为更具体处理“死缓”事宜，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这种立法上的依表现、分层次的制度安排，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操作适用性。

　　第一部刑法施行18年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由13章调整为15章，由192条增至452条，因而被称之为“97刑法”。涉及“死刑”制度的问题，内容虽未增加（反而由五条减至四条），但内容却有较大变化：第一，死刑的适用对象由“罪大恶极”变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修改标志着死刑适用对象由政治口号式标准向刑法专业性标准的转变；第二，取消了“79”刑法规定的“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条款。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行刑方法也应当变化，不能只限定为“枪决”一种执行方式，还有“药物注射”等方式更为简便经济；第三，“死刑”的相关用语发生变化，如“确有悔改”改为“没有故意犯罪”；“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改为“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等，这几处改变，对比中可以显见：前者不好把握，后者易于掌握，前者表述不够准确，后者合于刑罚原理。修改的趋势让人直觉到，“死缓”制度越趋规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对“97刑法”进行第八次修改，称之为刑法修正案（八），内容涉及数十个条文的增加和改动，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话讲，修正案（八）有“五个前所未有：即修改的内容之多，创新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修改刑法总则又修改刑法分则的做法前所未有；既有增量，又有减量的修改前所未有；对刑罚种类、刑罚制度的修改力度前所未有；体现的民主程序、公开程度前所未有”。[4]涉及“死缓”内容，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规定：“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一款）。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判刑”（二款）。也就是说，在刑法第五十条分为两款，在第一款中的明显变化为：减刑的时间延长，即在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由原来的“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变成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第二款中，增加了“限制减刑”制度，即凡属累犯及八种严重犯罪的执行死缓之人，人民法院有权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限制判减刑，这是“死缓”制度新增的两大内容。也是修正案（八）对“死缓”问题的两大亮点，为过去所没有。

　　三、关于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死缓”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如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内容，一是延长了死缓罪犯减刑的幅度（刑期），二是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现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关于重大立功表现的死缓犯延长实际执行刑期的问题。即由原来的“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改为“二十五年”，其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张军副院长认为：延长部分死缓犯的实际执行刑期，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大对死缓犯的惩治力度，而是为了有效解决我国过去刑罚结构所存在的死缓实际执行刑期相对偏短、死刑与死缓的严厉程度未能有序衔接的问题，从而为不是必须判处的死刑立即执行设置既为改造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所必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替代措施。必须深刻领悟这一立法精神，从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死刑政策的角度，正确理解和适用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5]而按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形象归纳，叫做“死刑罪减十三，死缓犯要多关”。意指修正案（八）一次取消了十三种严重犯罪的死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死刑犯要多关”是指按刑法修正案第四条修改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即使不属于限制减刑的情形，在缓期执行考验期满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也明显延长。一种是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再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必须减为二十五年，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下，也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上。按照有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罚二分之一的规定，该罪犯从减为有期徒刑之日起，在监狱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二种是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直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于过去的规定，现在的死缓犯无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实际执行的刑期都比过去明显延长。体现了刑法对重刑犯的严厉处罚，促进了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在严厉性上的衔接。[6]

　　2、关于“死刑缓期执行”中限制减刑内容的理解。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最大亮点是新增“限制减刑”的规定，愚以为这从立法上确立了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刑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要求，且有十分重大之意义。[7]但张军副院长认为，对死缓犯限判减判的规定，总体上应当把握限制适用的精神。如果判处死缓不限制减刑，也可以做到有效制裁犯罪，保证裁判效果的，就不需要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押。[8]笔者认为，在死缓犯限制减刑上，应注意重点把握两点：

　　第一，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实体条件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包含了三种实体情形：

　　一是累犯限制减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由于累犯体现了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故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处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可见，死缓犯作为判处重刑之罪犯，一旦构成累犯，必当从重惩处。

　　二是七类严重犯罪判处死缓的限制减刑。修正案（八）规定，凡判处死缓的罪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因为，实施七种犯罪之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不宜立即执行，但作为限制减刑的条件是完全符合刑罚精神的。

　　三是犯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创的一个刑法术语，原刑法没有规定，仅第八十一条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争议，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严密程度可分为六种：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我们在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时，对这一有争议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为宜，典型的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9]

　　第二，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适用限制减刑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条文内容的重大修改，是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反复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的，体现了立法的人民性和科学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都只有在得到有力的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才能真正发挥良法之功效。因此，对于死缓考验期间的限制减刑这一全新的立法规定，不仅应当深入学习理解，而且还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方能保证立法的新内容落到实处。目前，限制减刑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理论界一般倾向于以下三大原则：[10]

　　一是“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是刑事司法工作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对于该条规定，法界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11]按照已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规定了三种案件，判处被告人死缓的，才可以考虑限制减刑，除此之外的情形，判处被告人死缓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此规定之精神，限制减刑应当仅适用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又偏轻的案件。按照新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在法律用语上表述是“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而没有规定“应当”，这给法官对“1+8”（累犯加八种严重犯罪）之死缓犯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创设了灵活适用法律的空间。

　　三是有利于严格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从立法目的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是为进一步严格执行死刑政策创造条件，即通过延长部分死缓犯实际执行期，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严厉性，改变以前“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执行不平稳现象，又可避免产生“生刑加重刑罚”的误解。凡是单纯判处死缓已经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能够实现裁判结果的案件，绝不应该再限制减刑。只有对于以往本可以判处死缓，但因死缓的惩罚力度不够，进而不得已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今后由于有了限制减刑制度，能够有效制裁犯罪，才可能考虑在判处死缓的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注释

[1] 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