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犯罪--渐行渐远的立法宗旨——关于 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理性思考

李新福


摘　要：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惩罚犯罪；立法宗旨；人权；法律应用；思考


　　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1〕此法条开宗明义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同时，也揭示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辩证关系，即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要保护人民，必须惩罚犯罪。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
　　盗窃、抢劫这类不劳而获、严重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不断为之付出巨大的防治成本，公民不断为之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一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都公认的犯罪行为。盗窃、抢劫犯罪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且犯罪界限清楚，认定简单，理应严厉打击、大力遏制，即使达不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效果，也能使社会秩序良好，公民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盗窃、抢劫犯罪日见猖獗，人心惶惶。法律对此类犯罪威慑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司法中罪犯权利持续非理性扩张，此类犯罪成本太低，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是普通公民还是罪犯——审判前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罪犯与公民的权利不是相同的，因为罪犯的权利要根据其犯罪性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社会政治权利、限制生命生存权利等。罪犯限制其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关键点，一是由谁认定其罪犯身份，二是由谁来限制罪犯的权利。
　　“罪刑法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律，即是否犯罪法律条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于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具有执法权和最终犯罪确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人形成“罪刑法院定”的不准确法律概念。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指法院具有最终形式犯罪确认权，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前具有普通公民权利，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在法院审判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私人住宅、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是普通公民的权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不是普通公民，是限制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认为罪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采取以上行为，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认为犯罪的能力和权力，其认为的依据是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款，符合“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因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是执法机关，所以也可以实施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那么普通公民能不能认为他人犯罪并采取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呢？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是否犯罪是以法律条款衡量，那么知道、理解有关法律条款的普通公民同样可以认为犯罪。只是普通公民因为文化基础、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的差异，其认为犯罪的准确度不同，但是关于犯罪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应当不会差异很大。难以设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犯罪行为都不知道，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如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条款都说明普通公民具有基本的认为犯罪和限制罪犯权利的权力。
　　可是，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较大的限制或否定。在盗窃、抢劫案司法实务中，普通公民现场抓捕扭送盗窃犯、抢劫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普通公民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条件，但是法条赋予公民的“扭送”权力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扭送往往存在搏斗，法条没有界定公民采取制服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司法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受伤或死亡，公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公民受伤，犯罪嫌疑人难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条款，由于实践中难以把握，使公民正当防卫时缩手缩脚、投鼠忌器，罪犯则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实际效果是正当防卫中被侵害的公民打击罪犯的权利受到法律制约，而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实际是逃跑、拒捕行为得到法律一定保护。
　　当前，盗窃、抢劫罪犯起诉被害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防卫、自救、抓捕犯罪犯中造成罪犯受伤或死亡，罪犯及其辩护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不是罪犯，他们有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权；被害人不是执法人员，不具有限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即使事后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其盗窃或抢劫的犯罪事实，也还有许多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认为当时被害人不具有这种采取措施限制、制止、打击盗窃、抢劫犯罪的权力。许多被害人因此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二、保护公民权利还是保护罪犯权利——权利对抗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思维中，因为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存在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因此要肯定公民的某些权利，必须否定罪犯的一些与公民这些权利相对抗的权利。
　　在公民扭送现行盗窃、抢劫犯罪分子时，法律肯定公民的扭送权力，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因为如果发生拒捕搏斗，不能保证犯罪分子不受到制服措施的伤害。在公民对抢劫犯的正当防卫中，既然法律肯定了公民防卫的权力，也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否则，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实际是一句空话。当然，法律关于正当防卫条款并无肯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等限制，使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使困难，罪犯的权利却得到有效保护。
　　2006年5月3日，小偷在偷窃30岁的下岗职工任朝阳的自行车时，被其当场抓获。任朝阳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扭送途中，小偷手腕骨折，被鉴定为轻伤。2006年8月30日，小偷盗窃行为属实，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2007年6月11日，小偷起诉任朝阳，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任朝阳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赔偿受害人8937.7元。〔3〕显然，这类司法把握，是肯定了小偷的生命健康权，否定了公民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法办、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权利。
　　在抢劫的正当防卫界定中，很多司法案例把抢劫成功后当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否定被害人自救、反击、抓捕罪犯的行为，以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对抗被害人的打击犯罪、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种界定事实上使法律成为抢劫犯的保护伞：抢劫犯一旦抢劫成功，被害人已经失去正当防卫条件，如果继续对罪犯采取夺回财物、制服抓捕措施，造成罪犯伤亡的，已经不是正当防卫性质，要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湖南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辽宁营口的士司机杨友刚撞击抢劫犯案，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命健康权不能高于财产权——主体不同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主体平等才能权利平等，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衡量罪犯与公民的权利时，显然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是不同的主体，一方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一方是完全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权利是不能平等的。许多司法审判把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谁侵犯了谁的生命健康权都是性质相同的违法犯罪，认为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错误理解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也只能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如守法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之间，犯罪的公民与犯罪的公民之间，如果认为罪犯的生命健康权高与守法公民的财产权，显然是忽视了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错误应用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
　　当前，在有关抢劫案件正当防卫中，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常被错误应用。有些司法人员、法学人员认为抢劫犯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被害人自救、反击、防卫措施侵犯的是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属性质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如果一个犯法歹徒的生命健康权高于一个守法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公民的财产只能任由歹徒盗窃、抢劫而不能有半点不满或抗争，因为抗争大多会损害歹徒的生命健康，会受到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那么，大多数懂法的公民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窃、抢劫犯罪分子作案、逃逸，扭送犯罪分子、正当防卫无人敢为。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这是罪犯生命健康权高于普通公民财产权的典型判例，至二审时才得以纠正。

四、以暴制暴——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

　　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以暴制暴一般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其核心论点是犯罪分子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他有罪；公民不具有制裁罪犯的权力，并且存在制裁程度的不准确。其实，以暴制暴的性质、现实意义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
　　对犯罪分子的法律处理，不外乎教育与惩罚两种方法，其中法律惩罚就包括死刑等以暴制暴性质的惩罚，只不过这个以暴制暴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执法机关执行。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法律赋予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的权力，实际就是赋予公民以暴制暴的权力，这是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以暴制暴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也符合法律惩罚犯罪、打击罪犯的立法宗旨。
　　以暴制暴在当前治安形势下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古语云：乱世须重典。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虽然社会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期间，各种政治思潮的涌起，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于盗窃、抢劫这些恶性挑战社会秩序的犯罪，法律打击力度不足，威慑力量不够，犯罪成本太低。法律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公民对盗窃、抢劫犯的积极斗争和反击是对法律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支持，对提高盗窃、抢劫成本，扭转目前盗窃、抢劫犯罪猖狂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民敢于参与打击罪犯，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提高了这类犯罪的成本，也减轻了公安部门的破案成本，是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力量。如果公民这股提高盗窃、抢劫犯罪成本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法律的理解和支持，被定性为非法的以暴制暴，盗窃、抢劫如何遏制？社会治安不良局面如何扭转？
　　古语“矫枉过正”是指纠正错误过了一定的界限，也是错误。后人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论点，是指在纠正严重、顽固错误时，其开始时力度要大一些，才能有效纠正错误。许多罪犯的行为表明，在法律制裁和公民以暴制暴打击罪犯两者中，他们更惧怕的是后者：法律制裁，许多路面一般盗窃、抢劫只是很轻的惩罚，不足为惧，并且也难得被抓到一次，许多人屡抓屡犯、屡教不改；公民以暴制暴、奋起反抗、正当防卫，现场、及时、准确、多发，他们不但会更多被抓捕，受到法律制裁，还可能受到制服措施的皮肉之苦，无限防卫时甚至生命不保。常常看到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被群众抓获，他们盼望快来警察带走他们，保护他们，这也印证这些罪犯并不惧怕法律，而是更惧怕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最近，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针对当地两抢犯罪严重，进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阶段性行动，宣传发动时在街道、路面上打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标语，有法学人士就出来指责口号不懂法、不合法、误导群众。其实此口号不但很有激情，很有威慑力量，也很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按照本款法理，抢劫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适用以上无限防卫或称特殊防卫条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内涵是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被害人采取正当防卫或警察采取保护被害人紧急措施，即使造成抢劫犯死亡，也是合法的。口号警告犯罪分子抢劫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鼓励公民对抢劫犯罪奋起反抗。口号需要简洁、有力，如果把这个法条全文张贴，就不是易懂、易记、易传的标语口号。
　　当前，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普通公民在扭送犯罪分子、抓捕犯罪分子、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自救中造成犯罪分子伤亡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获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正义行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学人员也认为普通公民敢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对遏制犯罪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也总有个别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担心对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不够，普通公民打击犯罪的权利太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职、权、名、利思想作怪，主观炒作法律神秘、严格、独立、权威、与众不同。之二是没有深刻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立法宗旨，理解法律并不是法律人士的专利，法律是公民制定的，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应当注意公民的呼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理解来自切身的体会，法律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复杂到令大部分公民不能理解。之三是对人权的错误理解，在法律领域超前应用人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4〕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前提高。同时，在人权的应用中，要特别注意人权的个体相对性，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当不同人的人权发生对立时，应当以代表大多数公民权利的人权为本，排斥与其对抗的人权。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应有权利，体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权利与广大公民的权利发生对立时，法律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以罪犯为本，本末倒置保护罪犯权利，这才是人权在法律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社员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机构设置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
第七章 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与扶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供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供销合作社和社员的合法权益，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供销合作社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供销合作社是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依法享有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主权。
第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第五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
第六条 供销合作社财产属入社社员集体所有。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是本社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代表和管理者。
第七条 供销合作社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行使政府授予的行政职能。
第八条 供销合作社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接受政府领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社员
第九条 农民、城镇居民和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向供销合作社交纳身份股金后，方能取得社员身份。
第十条 社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入社和退社；
（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出售农副产品，获得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四）分享股金利息和红利；
（五）参与供销合作社的管理，对供销合作社工作进行监督；
（六）拒绝对供销合作社及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不合理摊派；
（七）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社员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规定交纳股金；
（二）遵守供销合作社章程；
（三）执行供销合作社决议；
（四）维护供销合作社的整体利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 社员要求退社可以向供销合作社提出书面申请，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年终决算后为其办理退社手续，并将股金、股息和红利一并付清。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自下而上分设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基层供销合作社由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直接入股设立。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由下一级供销合作社以社员社的身份自愿入股，自下而上逐级建立。
第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经济联合关系，联合社应当为社员社服务，各级联合社应当为基层社服务。联合社对社员社负有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责任。
第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可根据需要设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以本级社授权使用的全部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承担有限责任。
第十六条 新设立基层供销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应当经上一级社审核同意。
第十七条 同一联合社下的供销合作社合并、分立应当由本级社社员代表大会决议。
第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遇下列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由法律、法规、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事由出现；
（二）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终止。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机构设置
第十九条 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每届任期5年。社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二个月内召开临时代表会议：
（一）三分之一以上的社员代表提出请求时；
（二）理事会认为必要时；
（三）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四）其他应由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事项。
第二十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直接选举产生。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社的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一条 社员、社员社的代表出席社员代表大会，每人有一票表决权。
第二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通过和修改本社章程；
（二）审议批准理事会、监事会的报告、议案和决议；
（三）选举和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出席上级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审查批准理事会对代表提案的处理意见；
（五）讨论决定其他重大问题。
第二十三条 各级供销合作社设理事会。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社员代表大会，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执行其决议；
（二）聘任或者解聘所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企业重大经营、投资活动，监督检查企业经营管理；
（三）决定供销合作社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和组织管理；
（四）维护供销合作社财产，代表供销合作社签订合同或协议，协调各方面经济关系，决定财产的租赁、购置、转让或抵押；
（五）办理供销合作社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实行理事会主任负责制。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是供销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对理事会负责，接受社员（社员社）监督。
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正、副主任由同级理事会选举产生。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正、副主任的选举、调动应当报上一级社备案。
第二十六条 理事应当遵守供销合作社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供销合作社利益，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二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设监事会，监事会为供销合作社的监督机构，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监事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八条 监事会成员应当由政府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社员代表和专家组成，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正、副主任由同级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中兼职的监事原身份和隶属关系不变。
理事会的理事及其办事机构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可以列席理事会会议。
第二十九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检查理事会对供销合作社章程和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二）监督检查理事会对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三）监督检查理事会对政府委托各项经济、社会任务的完成情况；
（四）对理事会工作提出质询和建议；
（五）监督检查理事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管理情况；
（六）提议召开社员代表大会；
（七）供销合作社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条 监事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供销合作社章程，忠实履行监督职责。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安排国家法律允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确定适合供销合作社特点的经营方式、经济责任制形式和分红办法；
（三）拒绝非法要求提供人力、物力、财务等；
（四）参与上一级供销合作社的管理，对上一级供销合作社进行监督；
（五）其他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不得将集体财产量化到个人；
（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三）执行国家计划内供应商品的价格；
（四）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
（五）其他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经营管理、用工、分配等自主权，并承担供销合作社委托的任务及其他相应的义务。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
第三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对社员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其他经济活动实行企业化经营。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从事下列经营服务活动：
（一）根据农民需要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采购供应，农副产品收购、推销和加工，再生资源回收和开发利用，种植、养殖，储藏，运输，饮食服务，信息和科技指导等业务；
（二）对国家实行专卖、专营的商品和其他业务，供销合作社经专营、专卖部门许可，可以进行经营和代营；
（三）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展外经外贸业务；
（四）根据社员要求，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第三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可以组织各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的合作和农业产业化。
第三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建设和社员的需要，设置综合商场、综合门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公司、专业门店、饮食服务、加工、修理、仓储、运输等生产经营服务组织。
第三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购销结合、批零结合、联购分销、分购联销、综合经营、专业经营、集团经营等经营方式。农副产品的购销应当发展合同制、代理制、联营制和利润返还制，与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
禁止将国家规定由供销合作社专营和主渠道经营的农业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人经营。
第三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使用社员及社员社股金。
第三十九条 社员和社员社股金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保息分红，每年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支付股息，在费用中列支，红利在税后盈余中提取。
第四十条 供销合作社为扩大经营和服务领域，可以吸收城乡经济组织和非为取得社员身份的个人的投资，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第四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除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外，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由上级供销合作社对下级供销合作社，各级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对本级供销合作社的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第四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职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对各级管理人员实行选举制、聘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七章 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与扶持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和物资分配等方面给予供销合作社优惠政策；对供销合作社向政府承包的农业开发项目、扶贫项目，应当给予相关的扶持政策。
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供销合作社，享受国家和各级政府扶持经济发展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供销合作社依法行使民主管理、自主经营的权利，保障供销合作社组织的完整性和合法的业务范围。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平调供销合作社的财产，不得随意改变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不得干预其用人自主权。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地方城镇建设规划需占用供销合作社土地、房产、经营网点、设施等，应当与供销合作社协商，合理安排其经营场地，并给予其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承担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资金。供销合作社因执行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而发生的政策性损失，人民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平调供销合作社人、财、物的；
（二）侵犯供销合作社经营自主权的；
（三）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摊派，以及对拒绝摊派的单位及其人员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五）其他侵犯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的行为。
前款所列行为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政府作出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个人作出的，视其情节，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其赔偿。
第四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政府或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责令改正，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处罚；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完成政府委托任务的；
（二）将国家规定由供销合作社专营和主渠道经营的农业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人经营的；
（三）随意调整国家计划内供应商品的价格的；
（四）违反国家关于社员及社员社股金规定的；
（五）侵犯供销合作社社员合法权益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由供销合作社组建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