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拥军优属工作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拥军优属工作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支持军队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都应依照本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条 本市拥军优属工作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拥军优属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依据国家规定，及时调整和完善拥军优属政策和措施，保证拥军优属工作的落实。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拥军优属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军队的粮油、副食品、燃料及日用生活必需品等供应工作，并在品种、数量、质量上予以保证。
有关部门对部队用水、用电应按照计划指标优先安排，保证供给，对部队战备训练和军事设施建设需要水、电增容和有关设备改造项目，要予以支持，优先办理。水、电增容的有关费用由相关部门依照规定，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支持和照顾。
第七条 对部队建设需要征用的土地和水面，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优先考虑，并尽量给予解决。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规定从技术、信息、资金、税收等方面，扶持部队、地方各区县军休所和优抚对象开展生产经营。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支持和帮助部队搞好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副业生产，不断改善部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十条 部队在执行军事演习、野营拉练、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时，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要热情接待和慰问，全力支持部队完成各项任务。
第十一条 教育、劳动、人事等部门，要帮助部队搞好各类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并在所需师资、教材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二条 科技部门、科研单位，要开展科技拥军活动，支持部队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协作活动，协助解决训练、施工中的技术难题。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非法占用或毁坏军事设施、军用场地。对到营区滋扰或毁坏军事设施或非法占用军用场地者，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搞好通往部队的公路、城市主干道路的修建和养护；对部队重大活动和军事行动，有关部门应保证道路畅通。
第十五条 凡本市的公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公共停车场，一律免收军用车辆通行和停放费用。设立“军车免费”标志。
非机动车公共存车处，对现役军人存放车辆，一律免费，并设立相应标志。
第十六条 革命伤残军人在市内六区及塘沽、汉沽、大港地区乘坐月票准乘线路的公共汽车，享受下列优惠待遇：
（一）在职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半价月票待遇；
（二）在乡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免费待遇。
具体手续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到市公用局指定的地点办理。
第十七条 义务兵、伤残军人和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凭士兵证、伤残军人证和优抚证件免费游览公园，参观纪念馆、博物馆。
部队官兵集体游览公园，参观纪念馆、博物馆时，须事先与上述单位取得联系，凭团以上单位介绍信免购门票。
各类收费公厕对现役军人实行免费。
第十八条 铁路、公路、港口、民航对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优先售票，并设立相应标志。有条件的要为现役军人和革命伤残军人设置售票窗口和开设专门的候车（船、机）室（席）。
第十九条 商业、服务业对现役军人应当实行优先、优质服务。
第二十条 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部队非法收取各种费用。
第二十一条 有关部门要做好随军家属的安置、就业工作。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招用随军家属。劳动、人事部门应为随军家属就业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第二十二条 企业在实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时，在同等条件下对革命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配偶给予照顾。对未被聘用或分流的革命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配偶应妥善安排。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倒闭或被兼并，其主管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应帮助革命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配偶尽快重新就业
。
第二十三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对夫妻分居两地的现役军人配偶在安排生产班次上要给予适当照顾。在企业生产岗位上的军人妻子哺乳期间，不得安排夜班，并依照规定保证其哺乳时间。
现役军人配偶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探亲假；同年度现役军人已回家探亲的，其配偶仍可享受一次探亲假。现役军人配偶探亲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乘车（船）费由所在单位报销，并不得因探亲影响晋级加薪。
第二十四条 现役军人配偶在报销子女医药费、入托费方面，享受所在单位双职工待遇。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子女考入国办学校的，免交学杂费，并优先享受助学金或贷学金；入国办幼儿园、托儿所的，应被优先接收，并减免部分费用。
现役军人子女入托（园）、就学或因实际困难要求转学借读，教育部门要按有关规定予以接收，不得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对家庭生活困难的，酌情减免学杂费。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军队转业干部要妥善安置、认真培训、合理使用。对服役时间较长、贡献较大、职务较高和长期在边防、海岛、高原、沙漠等艰苦地区工作的转业干部，在安置中要给予适当照顾。
军队转业干部的分配，坚持以指令性计划分配为主的原则。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收组织、人事部门统一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并按照国家规定，落实军队转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第二十七条 有关单位必须接收按规定分配的城镇退伍义务兵、转业志愿兵。对拒不接收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接收单位自安置部门开据分配介绍信之日起，按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承担应安置人员的工资，直至上岗工作。
接收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落实退伍军人在工作、培训、工资、住房、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待遇，对按国家规定需要安排工作的伤残退伍军人要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大力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各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退伍军人。
第二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移交给地方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落实有关政治、生活待遇，对需要建房征地的，应当从优办理。移交给地方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医疗关系，纳入当地公费医疗管理，医疗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市规定的抚恤补助标准，按时为优抚对象发放抚恤金、补助。发放一时有困难的，要采取措施克服，不能影响优抚对象的正常生活。
第三十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其原在农村的承包地（山、林）等继续保留，本村如调整承包方，应征得他们的同意；入伍前是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享受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继续享受。
第三十一条 下列人员免除负担村提留及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一）在乡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
（二）60周岁以上的革命烈士家属，牺牲、病故军人家属；
（三）60周岁以上的复员军人。
对缺乏劳动力的农村优抚对象，应优先提供农机具，并开展帮耕、帮种、帮收等活动。
第三十二条 家居城镇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在购买住房、危房改造、集资建房时，按有关规定享受照顾。
第三十三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我市拥军优属保障基金实行市和区县分级管理，在同级财政部门设立拥军优属保障基金管理专项帐户，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并按有关规定接收社会各界捐资。
第三十四条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实行财政负担与社会负担相结合原则，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统筹制度，提高优抚保障水平。
第三十五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由国家供养终身。对分散供养的，要按规定发给护理费。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光荣院、烈士陵园等优抚事业单位的投入，并充分发挥其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
第三十六条 对部队参加地方的建设项目，应按合同和协议支付报酬。军队在抢险救灾中的重大物资、器械损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从救灾经费中予以适当补偿。
第三十七条 对侵犯军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拥军优属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应予通报批评或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28日
　　论文提要：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希望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迫并获取口供的行为。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增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曝光，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仍无法禁绝，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应当在参照、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刑讯逼供的根源、危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是潜在的、严重的。一般说来，刑讯逼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二）刑讯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虚有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些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犯罪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1]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三）刑讯逼供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使有些证据因为时间久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即使勉强得到一些口供，也会因为案件其他证据不足而口供时而不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造成解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原因

　　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封建社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会有证据，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流毒所致。

　　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哪个警察不打人？那些高度法制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警察也搞刑讯逼供。如有报纸报道，美国的大多数警察都搞过刑讯逼供。因此，有些侦查人员认为，刑讯逼供只要没打死人，就不必大惊小怪。

　　3.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2]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3]

　　（二）刑事诉讼制度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国并没有确立实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此规定可简称为“人民法院判决定罪原则”或“罪从判定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某些合理因素，但绝不是国际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真正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而“罪从判定”原则主要的目的在于统一定罪权，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审判权，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问题。[4]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很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

　　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5]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对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虽然也规定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对受害者救济程序不畅通，对实施者惩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行为为犯罪，但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特定主体，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流于形式。

　　刑讯逼供发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证据，争取顺利结案。同时，刑讯逼供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6]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