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黑哨”

张钧 马慧健


一、“黑哨”如何？
2001年岁末，中国足坛风云变幻，可谓“让我欢喜，让我忧”。世界杯梦，四十四年终成真；职业联赛，八载春秋出“黑哨”。 时下，中国足球界“黑哨”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大地震。究竟何为“黑哨”，想必下边这张“剪影”能让我们一目了然。
——记者：（俱乐部在每场比赛之前）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给裁判送钱？
——足球俱乐部老总：最早的标准就是所谓的“行规”-六万块钱。主裁拿一半，两个边裁各拿一万五。通常呢，六万块钱是指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打平可能减半。“行规”之说在圈内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无论是新加入的俱乐部，还是老俱乐部，都要遵从这样一个规矩。
——记者：假如一个俱乐部不按规矩办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俱乐部老总：我一开始（刚参加联赛时）是不同意（按规矩送黑钱）的，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结果就连续五、六场，一场都不赢，（球队排名）从第一、二直掉到第七、八。
——此前，新华社记者方益波、杨明从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以及浙江省体育局了解到，有7名裁判在执哨甲B联赛中曾收受“黑钱”，每场数额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其中包括赛前谈好价钱但最终因没赢球而没有拿到钱的情况。
当几个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黑哨”终于浮出水面。随着黑幕越揭越大，问题暴露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话题：由于我国《刑法》上存在的盲点，裁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对拿赃款和吹黑哨的足球裁判无法对应现成的司法条文给予定罪。难道“黑哨”真能钻法律的空子吗？难道“黑哨”真能逍遥法外吗？
二、人说“打黑”
足球裁判拿赃款、吹黑哨的恶劣行为一经暴光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打黑除恶”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希望看到中国足协重拳出击处理“黑哨”，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人们心下更希望看到的则是“黑哨”能够被绳之以法1。然而，法律是严肃的，是讲规则、讲证据的，有时合情合理的事情就是不合法。因而，“黑哨”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人们众说纷纭。从各家媒体所反映出的情况看，基本可归纳为两种看法（三种观点）：一种是有罪说（这种看法包括“公务受贿罪说”与“商业受贿罪说”两个观点），另一种是无罪说。
1、公务受贿罪说。准确的讲，这个罪名应该直接称作“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该按照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追究“黑哨”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行业协会有民间和政府两种性质，中国足协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被授权从事国家足球管理的协会，当属政府性质的协会。另外，中国足协履行的是行政管理的职责，从一些具体行为来看，它更像一个行政机关。比如它对违规的俱乐部，可以行使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才有的罚款权。中国足协授权裁判在场上执法，因此裁判的行为是代表中国足协的“职务行为”，裁判在执法比赛时就是履行公务，根据《刑法》可以很容易地判定其犯有受贿罪。
2、商业受贿罪说。这个罪名准确地讲应该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当按照我国《刑法》第163条的规定追究“黑哨”作为公司企业人员犯有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表面看，中国足协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一种行业性管理机构。实际上，目前我国的足球行业已非单纯一个行业，更成为一种产业，各个俱乐部都在按照产业或者企业的运行模式进行操作，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足球的行当，应按企业定性。另一方面，裁判是由中国足协来考核和确认裁判资格，并采取聘用制的形式去执法每一场比赛。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并不是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中国足协，或者说是代表足球行业、足球产业的管理机关，行使一种管理权。因而，无论裁判本人是兼职还是专职，他们在行使裁判职务过程中的行为都应该定性为公司企业人员的行为，他们在履行职务时收受“黑钱”，就应该按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定罪。
3、无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我国《刑法》在贪污贿赂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上有盲点，而对于商业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又显得过窄，因而不能追究“黑哨”的刑事责任。理由是：中国足协属于社会团体，足协聘用的裁判不能定性为履行公务。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给“黑哨”定罪。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有不妥之处，最后一种观点虽然可取，但其论据又不是很充分。以下是我们对于“黑哨”行为性质的分析。
三、“打黑”之我见
（一）、法理分析
1、“黑哨”行为的无罪性。
首先，看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有两种。《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通常为董事、监事、经理、会计等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收受客户贿赂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商业受贿罪”；《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公务员受贿罪”。这两条受贿罪的共同特征都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区别主要在于犯罪的主体不同。另外，由于侵害的社会客体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不同，从而量刑的幅度也不同，后者最高刑可判死刑；前者则最多判15年有期徒刑。
其次，看中国足协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后者是官方机构，但中国足协在民政部注册的是社会团体，不具有官方性质。尽管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甚至具有一定的国家行政级别，但足协对俱乐部、运动员、裁判以及各项赛事所实施的管理活动毕竟只是一种国际惯例性的行业管理行为。此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2，公司和企业都是商品生产或经营单位，有别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这么看来，中国足协显然也不是公司或者企业。
再次，看裁判执法比赛行为的性质。执法中国足球联赛的裁判大多是业余身份，由中国足协组织，参与联赛的场上执法工作，并领取一定的执裁补贴。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往裁判身上套，就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他的工作是履行公务，而足球裁判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国家公务活动，不能视为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的要求，要么应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要么应是“国家公务员”。在对前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中国足协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企业，当然足球裁判员就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在对后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即使将中国足协视为受民政部委托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性协会，但由于裁判的执裁活动不是国家公务，所以作为被足协所任命、指定或委派的，在各项赛事执裁的裁判也绝非国家公务员。由此，我们认为，虽然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足球裁判受贿、巨额受贿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根据当前刑法，“黑哨”的行为因其不具有法定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而不构成犯罪，把裁判收钱看作是受贿行为还很难。
2、“黑哨”行为的违法性。
虽然我们认为“黑哨”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就能逍遥法外。惩办“黑哨”的依据，我们不必非要在刑法中找。其实，如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就可以很容易判定“黑哨”行为的违法性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罚。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经营者”按照该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这里，我们不从中国足协的性质入手，而从各俱乐部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很显然，俱乐部是从事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有董事长、董事会等公司性质的运作标志，其主体当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经营者”之范畴，因而可以由该法对其进行规制无疑。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那么俱乐部不是采取合法的正当方式，而是使黑钱贿赂裁判吹黑哨以赢得比赛的行为，显然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规定。相应地，裁判暗中收受黑钱的行为，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应“以受贿论处”，并且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裁判的身份与其执法比赛活动的性质均再所不问。
足球腐败侵犯的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俱乐部的利益，而是破坏了整个足球市场的公平运转，损害了健康的竞争模式，破坏了公平、公正、透明等价值3。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正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所在。
（二）、对策与建议
1、鼓励“投案自首”。即由中国足协划定最后时限，在此之前，“黑哨”们尽可以主动交待。这种内部处理，就可以按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认为的那样，“对于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主动讲和被动讲应该受到不同的政策对待”。
2、运用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如果“黑哨”们不能在规定的限期内迷途知返，那么中国足协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并且可以不求助于任何司法机关，而由足协自己完成“打黑除恶”的任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另外，该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还对监督检查部门在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所拥有的职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4。据此，中国足协就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身份，依相关行政法规，对“黑哨”进行处罚。
四、“黑哨”余音
社会各界在运用法律手段“打黑”这一主张上形成的共识，是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是多年法治建设的成果。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法律制裁就是刑法的制裁（刑罚措施），依法治国就是惩治犯罪，所以一提到“打黑”就想到适用刑法，给“黑哨”定罪量刑，似乎除刑法外，再没有法律可以用来惩恶扬善了。然而，刑法只是构筑法律体系的众多部门法中的一个部门法而已，更多的是其它的部门法，如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等，我们依法治国靠的也正是这诸多法律的综合运用。刑法是“后盾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刑法失去作用，整个法律体系就会随之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法手段才不能被经常地或普遍地使用，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多依靠的是其他的部门法。如果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动辙希望用刑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达到真正的法治文明了。


1 据报道，某省体育局领导针对“黑哨事件”向媒体谈了些个人看法。他的话里，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说，“迄今为止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我只相信阎世铎一个人”；二是大声疾呼司法对足球腐败的介入。这两点看起来并没有冲突之处，但是细加推敲，却不难看出有关领导乃至大多数足球界人士内心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既希望中国足协里有“清官”，他高举“尚方宝剑”就能把足球腐败彻底清除，同时，又看到了“人治”是多么的软弱和靠不住，因而呼唤法律的“外援”。
2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3 一位良心发现的“黑哨”在其忏悔信中写到："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已，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足球市场的竞争环境已经到了不规制不行的程度。
4 这些权力包括：（1）询问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2）查询、复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账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3）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检查人说明情况等。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散装水泥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1999年7月19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9〕68号文件公布；2003年12月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2009年8月1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5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散装水泥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管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销和使用水泥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散装水泥使用的管理工作。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以下简称散办）负责全市散装水泥的发展、推广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收缴工作。旅顺口区、金州区、县（市）散办负责本辖区内专项资金的收缴工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范围内散装水泥和专项资金管理等工作。
　　市及县（市）区有关部门应依据各自职责，协助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散装水泥和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水泥的生产和使用要贯彻国家“限制袋装，鼓励散装”的方针，提高水泥散装率，发展使用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
　　第五条　水泥生产企业（含粉磨站）应当逐步实现水泥生产散装化。现有的水泥生产企业必须配备散装水泥发放设施和一定数量的散装水泥运输装备；新建（含新建生产线）、扩建和改建的水泥生产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散装水泥设施能力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其散装设施能力必须达到70%以上。
　　第六条　对水泥、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实行统计报表制度。水泥生产企业应当于每月5日前，将本企业上月水泥生产、销售情况报送散办；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本企业上季度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销售情况以及使用水泥情况报送散办。
　　第七条　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建设工程项目散装水泥使用率应当达到百分之八十。
　　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全部使用预拌混凝土，并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现场搅拌砂浆，全部使用商品砂浆。停止现场搅拌砂浆，全部使用商品砂浆的具体期限由市及县（市）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生产、销售、运输、使用水泥的单位，应逐步增加和配套散装水泥设备和设施，做到标准化、系列化，保证技术先进、计量准确、安全可靠，符合环境保护和质量要求。
　　第十条　生产、销售和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专项资金。
　　水泥生产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专项资金计入建安工程成本。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按照下列规定缴纳：
　　（一）水泥生产企业应于每月10日前按本企业上月实际销售袋装水泥数额向散办缴纳；
　　（二）建设工程项目（含独资、合资、合作项目）由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按工程设计使用水泥量预交。其中，长海县的建设工程项目，由县财政部门代收。专项资金的入库和支出，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使用袋装水泥的,应当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按照上季度使用袋装水泥数额向散办缴纳。
　　第十二条　各散办于每月15前凭《辽宁散装水泥资金专用票据》，将收取的专项资金划拨到同级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帐户。
　　散办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征专项资金，代征单位应于每月13日前，将收取的专项资金上缴到散办。
　　专项资金的代征手续费为实际代征缴入国库专项资金数额的千分之二，由财政部门按规定计提和拨付，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0日内，持有关部门批准的工程决算书和购买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发票等使用散装水泥的凭证，向散办申请清退专项资金。散办和财政部门核实有关资料后，建设工程使用散装水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按照散装水泥实际使用量清退专项资金；建设工程使用散装水泥未达到百分之八十的，不予清退专项资金。
　　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主要用于：
　　（一）新、改、扩建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专用设施；
　　（二）购置和维修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设备；
　　（三）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建设项目贷款贴息；
　　（四）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商品砂浆科研、新技术开发、示范与推广；
　　（五）发展散装水泥宣传和奖励；
　　（六）代征手续费；
　　（七）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与发展散装水泥有关的其他开支。
　　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开支合计不得少于当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九十。
　　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散办提交立项报告，经散办审核同意后报财政部门审批。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散装水泥设施、装备建设或改造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同时提交经有关专家评审的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
　　第十六条　县（市）区散办应将其征收专项资金的百分之二十上缴市散办。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散装水泥工作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其委托散办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八条规定，进行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缴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专项资金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涉及财政、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权限的，由上述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1年5月7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1〕59号文件发布的《大连市散装水泥管理暂行办法》即行废止。